一、陶渊明说不

当一个人开始说“不”的时候，他就有点激愤了。

一向贪杯的陶渊明也激愤，不过他的愤懑和忧伤都隐藏在骨子里，表面上看不出来，而且还往往让人误以为他是个真正的好脾气。到了五十六岁，晚年的陶渊明就给自己写了一篇小传：《五柳先生传》，将他的豁达与平淡推到一种极致。从此天下便开始流传这篇文章，从此世人就更难认清这个隐士的真面目了。当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淡泊名利的，必然更加看重身后名声，此文可见一斑。只要想一想陶潜家族的背景，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重臣，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虽早死，毕竟也作过太守，唯独到了陶渊明这一代没落了，一生命运漫漶，仕途坎坷。作为一个有着渊源家世的家族后代，这种打击未免使处于焦虑的他走向另一个和平的极端，那就是：归去来兮。

在此文中，陶渊明并没有渲染自己的身世，开篇也直接用了两个连续的“不”字：“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种掷地有声的开头，有着类似于庄子“逍遥游”的境界。一个人被冠以名字来到世上，行走世间，其实本身就带有枷锁，无非，这种枷锁来自于虚“名”，一个人只有挣脱“名”，才有可能避免大鹏那种“则风斯在下也”的尴尬命运，从而达到自由王国。无疑，陶渊明看到了这一点，并试图有所追求。所以接下来，为了摆脱“物极必反”的嫌疑，他重复而具体地又说道：“不慕荣利”。

这下，他又回到人间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对如何读书的私人表达，“不求甚解”，看似容易，其实志存高远，这四个字对于今日各大院校或研究所的故纸堆里的老学究们不啻于一种诱惑和棒喝。这种简单的快乐，只能属于文人，而不能属于学人。对于嗜酒一事，他又说“家贫不能常得”，一共用了八句来写酒，写醉，写任性而为，真是天真可爱，独辟性情。回到家中，陋室尽管“不蔽风日”，他却开朗乐观，因为文章可以“自娱”，可以“忘怀得失”。如此这般的物我两忘，直到人生的终点。他想。

最后的两个“不”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有点儒家孔子安贫乐道的意思了，孔子也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类的话。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拒绝“患得患失”，一方面又“耿耿于怀”。孔子希望做官，可是做不成。庄子绝对出世，可是发现自己不能完全摆脱物质的束缚，不禁痛苦无比。回到当事人，陶潜既有恬淡自如的一面，也有解不开的纠结。“乐”，只有从诗酒江湖中才能得到，才能耽于享乐和风流其间。为此，他甘愿做一个“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臣民。无忧无虑，小国寡民，这种远古的生活，值得为我们所向往，尤其是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里的物欲横流的时代。因为让人厌恶的城市文明，同时却又让我们欲罢不能。

正如钱钟书所说：“‘不’字为一篇眼目”。我一直喜欢陶渊明的诗文，特此重复一遍。

二、酒神的回归

西方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和巴克斯（Bacchus）喝的是异域的葡萄酒，掌握的是西方自然的秘密，酿取的是针对白种人的那种醉人的力量，他们狂欢，放荡，释放出一股强烈的带有极强破坏性的小宇宙力量。而东方的庄周喝的则是度数更高的古老农业大国的粮食酒，它融入物我合一的道家精神，并通过自暴自弃和歇斯底里的破罐子破摔等一系列反常的怪诞行为更显疯癫和感性。虽然梦蝶人在追求绝对自由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对不自由的人间痛苦，但他用无与伦比的酒神精神带领着我们迅速登上了至上的快乐仙境。这种极乐事件，既来自于对社会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抗和抨击，也来自于对平庸世俗的抽身和远离，或者说，是对荣辱的超脱。

后来，十九世纪的尼采将酒神精神发扬光大。他直接说出了情绪的发泄，把它解读为一种抛弃思想秩序的传统束缚回归原始森林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次次爱把自己喝醉的原因。喝醉之后，所有源于白昼的烦恼、郁闷和压抑，它们尽管来自方方面面，来自成熟、世故和机关重重的人类社会，却只要置于一杯酒的晃荡夜晚之上，它们就都会暂时被宣泄，被颠覆，被革命，使得我们自身可以摆脱那张连自己都深感陌生和沮丧的脸，并在随即到来的梦境中找到一个聊以自慰的平衡世界。哪怕第二天，世界恢复了起初的秩序。到了晚上的时候，野蛮的欲望还会再度被催生，一切可能还会被破坏。然后，再修补，再破坏。如此循环往复，生命持续下去。没有最后，生命的真相就是周而复始。

于是，当我们举起酒杯的时候，它是危险的，它是反理性的，它又是真诚的，而且是可爱的。假如酒成为人们往来的工具，它必然寡然无味。这样的酒不好喝。我们喜欢的是微醺的状态，小酌也好，三五朋友也好，我们在周围，酒应该居住在众生的中心。沿着它的道路，我们上升，就会找到瞬间的自由，而自由能为我们带来文学和艺术。就像“酒鬼”刘伶和“酒醉青莲酒始灵”（语出《平山冷燕》）的李白那样，就像一个爱喝酒的孤独者那样，就像所有的风度名士那样。

文至此处，自然引出了一个中国文人中有名的酒徒，也就是诗酒隐者、菊花先生陶渊明的一段文学史公事。话说公元四百零五年，乙巳岁十一月也，陶渊明四十一岁，最后一次当官，前后做了八十五天的彭泽县令。这当中，一位督邮从上面来彭泽巡视，需要他严整肃穆，束带迎接。接下来的事情，就像一句名言说的那样，按捺不住的五柳先生气愤道：“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便挂冠去职，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表达决心。所以，一切都是对未来的想象，归隐之前的陶潜早已厌倦了他的官场生涯，郁郁不得志，加上时代的腐败黑暗，让他怎不会对家乡那种开阔的田园生活、怡然风光展开憧憬？

三、从柴桑到武陵到底有多远?

桃花源就是我们的光。乱世之作，无非诗文双璧。绝地逢生，绝不是故作神秘主义。它持有一种干净利索、优雅可亲和安静平和的叙述节奏。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代。秦汉三国之后，东方世界的仗根本就没有中断过。魏晋南北朝的黑暗无光，且兵祸不断；民不聊生，况世道流血不止。民生无常，性命堪虞。使当时的人们不免生出过多虚幻的想法，于是佛老风行，渐渐被百姓接受。既然在这个时候作为生灵，而且是高级动物的人，又能向往何处？有一天，陶渊明约上南阳的刘子骥一起出游，结伴探险，他们来到奉家山桃花源地段，发现了古村落，发现了赤岩山，山高皇帝远，一时十分兴起，归家后久久不忘，难怪要重新虚构此情此景，是为无政府主义者滥觞也。坐在窗前云下，身处遭际之中，胸中自有澄澈乾坤，实属难能可贵。

武陵，就在湖南常德。而作者的家乡，则在浔阳柴桑，即如今江西的九江市。这两个地方，作为东北人的我一个也没去过，我到达最南的地方暂时是山东的曲阜，那是为了拜会孔子所行。大约永初二年（421），也就是南朝刘裕弑君（晋恭帝）篡位的第二年，没落仕宦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陶潜足迹遍布两地，心潮如期而至，遂写下这样一篇文和一首诗。我只是想，在那些交通缓慢脚步悠长的阳光里，五十多岁的陶老先生是如何倚恃一个中年人的体力翻山越岭到达的呢？虽然这四百多公里的距离，开上我的捷达只需五个小时而已。不过，我羡慕他能够徒步行走，那是一件多么艰苦，多么富有挑战性，而又多么好玩充满人生真趣的事啊！

晋太元中，便是东晋孝文帝太元（376-396）年间。一个渔人偶然迷路，这是经常有的情况，只是大多时候无甚稀奇。我喜欢这个职业，作为一个渔人，我想遇到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和他一起喝酒取暖。可惜现代化早已消灭了这个靠一己之力谋生的行当，它早就被机械同化了。话不多说。这个渔人在被鲜艳美丽的桃花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电击之后，一路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光。然后一个平展、开阔而坦荡的地域就出现在中国人的眼前，分明是老子的理想，庄周的逍遥游，我们心中巨大的幸福。

结局可想而知，桃花源当然不存在。诗人对时世的不满隐以莫大的失望，自然优美而质朴的文字底下，是他那颗痛苦悲哀不得志的坚强的中国心灵。他与人间格格不入，产生硝烟隆重的矛盾，更加深了他的哲学个体的存在。如果有人说他消极，我对此强烈不同意。正是因为他有一颗诗意的心，敏感而多情的心，他才能够对世间付出更多的热爱，这种极端的热爱导致了他过分追求世俗的完美，同时也让他有了不世出的孤独感。

假如我们妥协，我们看开了一切世事的不完美，我们也会追求俗人的及时行乐，但这无疑是十足虚伪的。而陶渊明的及时行乐在他一次次的饮酒后体现了伟大的肉身之痛。　　

那一年，正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对于陶潜，一个不折不扣的迷路者来说，归途就在脚下，只待他一举起酒杯，酒神就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