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有首《城中谣》这么唱：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是一首关于“时尚”的歌谣。《玉台新咏》收录此诗，题为《童谣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归入《杂歌谣辞》，题为《城中谣》。

　　其实这首《城中谣》，最早的出处是在《后汉书·马廖传》。马廖，字敬平，扶风茂陵人，东汉著名军事家马援之子，汉明帝时曾任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章帝时很受重用，封为顺阳侯。马廖大概是个很注意体察民情的人，所以，他在上报皇帝的奏折中，引用了这首当时长安城里很流行的《城中谣》来说理。

　　谣谚往往来自民间，道听途说，口耳相传，作者常常是“无名氏”，或者被蔑称为“好事者”。但谣谚却一直都是“民情”、“民意”、“民智”的最佳载体，它的讽刺力量之巨大、传播速度之迅捷、生命力之顽强，常常令文人的作品相形见绌。尤其是，谣谚常常凝结着普通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一经产生便具有某种“标本”价值和“普世”意义，所以，对历朝历代的民谣和谚语进行研究，可补正史野史之不足，是了解世风民情的第一手材料。

　　这首《城中谣》，字面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作为天子脚下的京城长安，完全领导着全国的“时尚潮流”：

　　京城妇女喜欢梳着高高的发髻，全国妇女的发髻就会高达一尺；

　　京城妇女的眉毛画得又宽又阔，全国妇女的眉毛就能覆盖半个前额；

　　京城妇女喜欢宽大的衣袖，全国妇女就恨不得用整匹帛做成衣袖穿着上街。

　　大意就是如此吧。有道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时尚潮流永远是这么一种非理性的“发烧”症状，永远是“爱你没商量”，也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种有点类似“蝴蝶效应”或“多米诺骨牌”式的时尚潮流，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这歌谣里的“城中”，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宫中”，因为就时尚潮流而言，漩涡的中心往往就是最高统治者居处的“大内”之中。也许，“高髻”、“广眉”、“大袖”的开风气者，正是那些帝王身边的宫廷女子。不仅正儿八经的“新款服饰”会有人跟风，就是“服妖”1之事，也会天下效仿。《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就有一段记载，说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妇人“女扮男装”，于是“国人尽服之”。灵公觉得此事不妥——寡人的私密爱好，岂可推而广之？——就命令官吏禁止这件事。如有“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大概是这惩罚不够严厉吧——毕竟没有伤筋动骨——追逐时尚的妇女们竟然照穿不误，以致于“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有一次晏婴来朝见，齐灵公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晏子回答说：“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于是灵公就下令禁止宫内“女扮男装”，一月之后，这股风气就被遏止了。

　　这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许你州官放火，却不让百姓点灯，如何说得过去？

　　不过，马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皇帝汇报“时尚动态”，而是不满于当时“世尚奢靡”的风气，认为此弊之造成，根子在上层，“百姓从行不从言也”。他写这篇奏折上报朝廷，就是想要引起皇帝的注意，以便“改政移风”。在这首谣谚之前，马廖还引用了另一则民间盛传的俗谚：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这则谣谚包含两个真实的典故，此类记载不只一见，我们且以《墨子·兼爱中》的一段为例：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zāng）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

　　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时尚的暴力性质于此可见一斑。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专制独裁时代，统治者的好尚常常可以转化为“温柔地杀人”的软刀子，让被其严重“愚化”和“奴化”的子民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如果生逢“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情况也许更可怕，当“与人斗”变得“其乐无穷”，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当“革命”成为国人乐此不疲的最大“时尚”，……“软暴力”可能就会升级为“硬暴力”，所谓“民主专政”，就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人们也就会失去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2。

　　同理，在消费主义时代，通过各种渠道“升堂入室”的时尚信息，大多也是不怀好意，这些“海量”的信息，不仅掏空了你羞涩的阮囊，而且，最终会把你塑造成一个——“不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的“稻草人”。

也许，对付各种时尚的最佳办法只能是——“非暴力”，但“不合作”。

（选自《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留白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