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20岁时，与弟弟苏辙离开四川到北宋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关于这篇文章，有不少有趣的故事。欧阳修阅卷后，觉得文章写得很好。当时考官阅卷和今天高考阅卷一样，考官不知道考生的名字，以免偏心或走后门。欧阳修觉得写这篇文章的考生应该是第一名。但是，他多了一个“避嫌”的心眼。欧阳修虽不知考生的名字，但他怀疑这名考生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如将曾巩评为第一名，日后难免有人说闲话。因此，欧阳修将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考生立为第二名。要说苏轼亏了，也说得过去；要说苏轼没亏，也完全可以。古时候考试不像今天，一题一分或一题五分，满分一百分，分数谁高谁低虽清清楚楚，但真实水平未必真如此。所以，古时候考试优劣判断有人为因素，事实上也符合实际。说今天考试公正，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其结果也不见得合理。

但是，年轻的苏东坡与这篇文章有关的故事还没完。这篇文章这样写到：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奖赏的时候，如果功劳不能确定，情愿给他，这叫广施恩泽；惩罚的时候，如果罪行不能确定，情愿饶了他，这叫谨慎用刑。用今天的话归纳说，就是“疑功从有，疑罪从无”。有很多对中国历史缺乏真正了解的人，常说中国没有法制，还把“疑罪从无”当成西方法律的先进理念，看看约1000年前苏轼的文章，就该知道对中国历史的这一理解是错误的。“疑罪从无”的精神，在中国很早就有了。这篇文章后面讲到一个名叫皋陶的古人。皋陶是尧舜时期的人，距今4000年以上，是公认的中国司法界的鼻祖。传说皋陶有一只长得似羊的独角神兽，皋陶判案时，若有疑问，该独角神兽便会用角触有罪之人。如今，一些法院大门前，也有独角兽的雕塑，代替一般常用的看门狮子，其来源就是皋陶的传说。此外，尧舜禹相继禅让后，禹按照禅让制，打算禅位于皋陶，可惜皋陶死在禹的前面，才没有实现。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最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段文字。文章说，有一个罪人，皋陶严格执法，三次判定该杀，但是，尧三次改判原谅他。因此，全天下都对皋陶严格执法肃然起敬，对尧谨慎用刑感到高兴。如果仅从字面上说，我们可以有很多议论。比如说，皋陶的判罚是否正确？尧帝的宽宥是否有道理？按一些“中国黑暗论”崇拜者的推断，皋陶很可能是受了贿乱判，尧帝也是收了好处地“捞人”。但事实上，史书记载，皋陶主管司法时期，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天下太平。有一个成语叫“画地为牢”，现在常指自己约束自己。而在历史上，它的来源就是皋陶在地上画圈当成监狱，犯人就呆在圈子里自觉接受惩罚，没有现在的牢房。对于今天我们的理解来说，“画地为牢”意为自己约束自己，与它的本意倒是接近的。当然，对于苏轼文章中的这段话，我们也可以说，皋陶与尧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相互配合，既保持了法律的威严，也建立了宽厚的仁慈，使得天下的治理达到平衡。然而，这只是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的推想。

苏轼考试结束后，得了第二名。考官们对于苏轼文章中提到的这段话有点拿不定主意。中国人写文章常常用典故，有些人为了显示学问，经常使用非常冷僻的典故。因此，考官对苏轼的这段话、这个典故出自哪本古书判断不清，便有人向年轻的苏轼询问。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一书中说，考官之一梅尧臣问苏轼：三杀之三宥之的典故出自哪里？苏轼说：我杜撰的。林语堂在这里搞错了，也省略了很多后续内容。其实，向苏轼询问的，不是梅尧臣，而是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问年轻的苏轼，该典故“此见何书”？苏轼回答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回家认真阅读了《三国志-孔融传》，没有找到苏轼在文章里引用的“三杀之三宥之”这段话。欧阳修作为一个好学的老者，面对年轻的苏轼也不耻下问。改日遇到苏轼，又说，你说的《三国志-孔融传》里没有啊？苏轼说，袁绍被曹操所灭，袁绍的儿子袁熙有一个漂亮老婆，曹操将她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这个事情发生后，孔融对曹操说：“当年周武王伐纣获胜后，将商纣王的宠妾美女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非常惊讶地问孔融：哪本经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孔融说：按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想周武王和周公应该这样做。苏轼接着对欧阳修说，尧帝与皋陶“三杀之三宥之”的故事，“某亦意其如此”，我也认为应该如此。史书记载，“欧阳修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学必独步天下。”

    解释一下，孔融编造周武王将妲己赐给周公的故事，目的是讽刺曹操。曹操自比周公，而周公纳妲己为妾不可能发生。孔融的意思是说，既然今天的“周公”可以把别人的漂亮儿媳妇送给自己的儿子，当年的周公为何不能收妲己为妾呢？所以孔融说周公收妲己，是孔融“意其如此”。这个讽刺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对于曹操来说，相当辛辣，又说不出反驳的话。苏轼借用孔融讽刺曹操的故事，进而发挥说，皋陶严格执法，尧帝宽厚待人，如果真发生那种事情的话，我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即“三杀之三宥之”。欧阳修由此感叹苏轼读书真正懂得活学活用，而不是死读书。

    当然，苏轼的这番话，也有夸奖当今皇帝的意思。当时北宋的皇帝宋仁宗也主张宽厚用刑，苏轼在《刑赏忠厚至上论》中的这段话，“某亦意其如此”，似乎也将宋仁宗比作了昔日的尧帝。其手法，与当年的孔融的确差不多，只不过目的不同。后来，宋仁宗主持不定期的最高考试，苏轼被定为第三等。由此号称“百年第一人”。这也要解释一下。当时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结果分成好几等，但是，一等、二等从来都是空缺，是一个虚设。到苏东坡时，北宋开国已百年左右，在他之前，只有一个人，在皇帝考试时得过第三次等，而苏东坡得了第三等，因此，号称“百年第一人”是确切的。当然，苏东坡的才能也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乃至于欧阳修说，几十年后，人们会忘了我，只记得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