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每到异地，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生物钟便开始紊乱，常常浑身不适，失眠乏力，食欲不振，甚至出现头晕、发烧、腹泻等症状，这就是所谓“水土不服”。那时你会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生活中的“水土不服”总是一件麻烦事，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在精神领域，却常常被赋予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比如，屈原的这首《橘颂》，就对生物界著名的“水土不服”者——橘树——给予了不遗余力的讴歌和赞美：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这首诗以四言写成，却吸收了楚辞的特点，如果去掉“兮”字，稍加改动，便是一首十分工整的七言诗：

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

深固难徙更壹志，绿叶素荣纷可喜。

曾枝剡棘圆果抟，青黄杂糅文章烂。

精色内白类任道，纷緼宜修姱不丑。

嗟尔幼志有以异，独立不迁信可喜。

深固难徙廓无求，苏世独立横不流。

闭心自慎不失过，秉德无私参天地。

愿岁并谢与长友，淑离不淫梗有理。

年岁虽少可师长，行比伯夷置为像。

　　此诗出自《九章》，据说是屈原遭谗被疏、闲居郢都时所作。郢都即今湖北江陵一带，以产橘而闻名。作为一首咏物言志之作，《橘颂》可以视为屈原的“自题小像”。在这首诗里，橘树，被诗人投注了远比其它鲜花香草更多的深情，她既不是诗人身上的配饰，也不是诗人高洁情操的衬托，而是天地之间，能和诗人比肩而立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何止是不容忽视呢，诗人对橘树，简直是顶礼膜拜！

　　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首诗，诗人都在反复咏叹：我就是橘，橘就是我！

　　屈原为什么这么喜爱橘树？首要的一条，是橘树独特难移的习性，与诗人一生所追求的高尚节操相得益彰，恰成映照。

　　说到橘树的习性，就不能不说“南橘北枳”的典故。据《晏子春秋》记载：齐相晏婴出使楚国时，楚王设计戏弄他，故意让一个犯人从堂下押过。楚王问左右：“此人来自哪里？所犯何罪？”左右回答：“这人是齐国人，犯了偷窃之罪。”楚王就看着晏婴说：“你们齐国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避席答道：“我听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人生长于齐国不偷盗，到了楚国则偷盗，莫非你们楚国的水土会使人善盗吗？”

　　这本是一则机智故事，晏婴的话也并没有赞美橘树的意思。用现在的眼光看，一个严重“水土不服”、不太好伺候的物种有什么好赞美的呢？你凭什么就不能“既来之，则安之”，变得合群一点儿，和那些落地生根的野生植物一样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呢？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情况就大不一样。难道对陌生的水土“不服”，不正意味着对老家故土的眷恋和热爱么？难道坚持自己的信念，绝不随波逐流，不是更具尊严、更有价值、更应该被尊重的个人品格么？

　　屈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待橘树的。所以，诗歌一开始就高调赞美：橘树啊，你是皇天后土孕育的嘉树，生来只适应生养你的水土！你秉承不可迁易的天命生于南国，根深蒂固万难迁移，不改志向坚贞如一！诗人一开始，就将橘树的习性人格化、理想化，完成了“君子比德”的道德塑造。

　　橘树的性格正是屈原性格的外化：不同流俗，洁身自好，追求“美政”，矢志不移！他曾在作品中反复咏叹：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以上见《离骚》）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

　　你看，这和橘树那种“深固难徙”、“独立不迁”、“苏世独立”、“秉德无私”、“淑离不淫”的精神，不是毫无二致吗？

　　不仅如此，橘树还寄托了屈原的政治诉求。和橘树一样，屈原也是深爱着自己的故土，郢都，既是楚国的都城，也是屈原的精神故乡。战国后期，诸侯纷争的政治格局被一句谣谚一语道破，那就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作为一个政治家，屈原的“美政”理想就是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变法图强。但他的主张受到“群小”的攻击，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宠信奸佞，加上秦使张仪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相诱，致使齐楚断交。屈原的“美政”理想不仅落空，而且大有成为亡国奴的危险。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在黄棘会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流亡汉北。

　　这首《橘颂》，也许就写在流放汉北之前。当屈原说出“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时候，他的意思再显豁不过了，那就是“义不帝秦”。对一个新王朝、新体制的“不服”，不也是不事二主、坚贞不渝的表现吗？这和橘树“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差可同调。“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水土不服”，不是不善于应变，而是不屑于应变；不是“拎不清”，“不合群”，而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沦陷，屈原当时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闻讯悲愤难捱，写下了《哀郢》，末尾的“乱”曰：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真是长歌当哭，痛何如之！也许正在此后不久，屈原自沉汨罗江，结束了自己悲壮凄美的一生。而在此前数年写作的不朽诗篇《离骚》的末尾，诗人沉痛地写道：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这就是屈原，一个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伟大歌者。在一个“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腥臊并御，芳不得薄”（《涉江》）的污浊时代，屈原的悲剧命运可说是必然的，他对昏庸君主的赤胆忠心或有可商，但他敢于对整个时代说“不”、坚持高洁操守、九死未悔的伟大人格，却足可彪炳日月、辉丽万有、惊天地而泣鬼神！他用一生的“水土不服”，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上。

　　1927年6月2日，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他的遗言很简单：“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以“殉清”说最为有名。晋人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说曾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在“大革命”到来之际以身殉主，并非全无道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是文化精神上的“水土不服”。与王氏相知甚深的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对此一问题的诠释最可注意：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这里的“文化所化”，其实也即“文化所服”之意。当一种“深固难徙”的文化精神面临“不得不徙”的“巨劫奇变”之时，对此“文化水土”知深爱重之人，如何不是“只欠一死”？

　　我想，当这位“前清遗老”在颐和园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徘徊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位投水而死的屈原吧。也许，正是对屈原的追缅和敬仰，使他在留下了一地烟蒂之后，纵身跳入了昆明湖。无巧不巧，他生前的两位好友——陈寅恪和吴宓——都在哀悼亡友的文字中提到了屈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诗》云：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

　　吴宓挽联云：

　　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汩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这二位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历了王国维不曾经历的屈辱与磨难，但他们依旧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和屈原一样，也是文化精神上的“水土不服者”。也只有在这些橘树一般的文化人身上，屈原的精神才真正得以显扬。

　　所以，每当听到有人说“我们不能改变社会，但却能够改变自己”，我就忍不住头皮发麻，这种犬儒主义的处世箴言越是大行其道，整个社会便越是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更好笑的是，每年的端午节，我们都会装模作样地纪念屈原，而骨子里却把屈原的人格理想踩在脚下！我们并不热爱那些伟大的灵魂，我们念叨他们的名字，不过是为了附庸风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