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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在覆亡之际，总感觉它垂垂乎老矣、大厦乎将倾，却总也不甘心于自己寿终正寢，还想要为“独裁”和“专制”再奋力拼搏一把。就跟任何一个形将就木的大独裁者一样，愈垂死愈疯狂、愈疯狂愈挣扎，临死都要拉几个填背的。怎么才能让这个该死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地，痛痛快快咽下最后一口气呢？ 平民的觉醒，平民的暴动，平民的胜利。 但是，如果平民是麻目的、是懦弱的，那又如何呢？还得依靠那些先知先觉的人。当时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革命党人，正因为民众的大愚不智，还因为自我力量的弱不禁风，于是乎不约而同想到一条“一剑封喉”的绝招：主张“毕其功于一役”，“擒贼先擒王”，用“暗杀”的方式结束掉这个腐朽末落、苟延残喘的帝国性命。于是，在辛亥革命前10年左右的时间里，古老的中国大地掀起一股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叫“恐怖主义”之风。 1902年冬，留日学生杨毓麟在《新湖南》撰文，“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在日本成立，《会则》规定了推翻满清的“三种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 1907年，吴樾在《民报》增刊发表的《暗杀时代》，明目张胆主张起“暗杀主义”。 在革命党人里，醉心“暗杀”的思潮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和“主流”。最早的拥护者和实践者应该正是孙逸仙博士。有资料显示，孙中山正是这一阶段最狂热的“暗杀主义”者。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经记载，1900年孙中山在发动“惠州起义”时曾亲派史坚如等赶赴广州，组织暗杀机关以资策应，史坚如因此成为辛亥革命前使用炸弹行刺敌酋的“中华第一人”。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会，几位最重要的人物都将“暗杀”视为革命的一种“捷径”。柏文蔚在《五十年经历》中记载，1905年孙中山亲自组建“同盟会暗杀团”，并命孙毓筠去南京谋炸端方。冯自由还记载，直到1911年，孙中山还叮嘱一个江湖会党“汇款万元与黄兴，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直到民国建立，孙中山仍然将“暗杀”做为其最主要的斗争方式之一，有人说宋教仁其实是孙中山派人暗杀的，另外确有其事的还有行刺陶成章、黄远庸、邓铿、陈达生、陈永善、关国雄、程璧光等，乃至声言“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予以谋杀刺死”）黄兴对“暗杀”术就更加热心，他比孙中山更能“身体力行”，早年在日本留学时，黄兴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成员。胡国梁在《辛亥广州起义别记》说，1911年广州起义前，黄克强（兴）在新加坡筹款不利，一冒火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他给冯自由写信，又高呼“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他真的准备奋力一掷，去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了。众所周知，汪精卫也是“暗杀主义”的代表人物，1910年他与胡汉民通信，胡汉民以为“暗杀之事不可行”，汪精卫却说“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同年3月即发生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之事，这才有了后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动一时。同盟会里，向来以温和著称的宋教仁也将革命方法概括成“暴动”与“暗杀”两种，文质彬彬的蔡元培同样认为“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二是暗杀”。此外，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陶成章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赞同或主张过“暗杀”。于是，当时中国的“暗杀机构”层出不穷。据记载，比较重要的有四个：1905年在东京成立的“暗杀团”，由一个叫方君瑛的女子主持，吴玉章也曾参与其间；1910年在香港成立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有谋炸李准而受伤被捕的刘思复等；1911年在广州成立的“成记洋货店暗杀团”，由支那暗杀团梁绮神协助开设，并于10月炸死前来上任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第四个就是京津同盟会的暗杀机构，主要领导是汪精卫，先后策划谋刺袁世凯的北京暗杀团，谋刺张怀芝的天津暗杀团等。 辛亥革命前暗杀组织的“先进事迹”有： 1900年史坚如炸德寿，炸塌附近楼房8间，压死6人，伤5人，德寿无伤，坚如被害。 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未遂，被捕杀。 1907年，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成功，被捕杀。 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范传甲留在城里孤身与清军协领余大鸿死拼。 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 1910年，陈与燊谋刺“欲借外债而图私利”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 同年，邝佐治在旧金山持枪谋刺在美国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 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 同年，蒋翊武谋刺鄂督瑞澄。 同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林冠慈等炸伤广州提督李准。 同年，李沛基炸死新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 …… 从1900年史坚如炸两广总督德寿未遂，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革命党人、同盟会员的暗杀事件（或谋划）不下50起。壮怀激烈的革命党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极端恐怖的“思维方式”呢？有一种说法是由来于中国古代尚侠、尚勇之刺客传统，所谓“虽万千人吾往矣”，“孔曰成仁，孟曰成义”，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最残酷政权的愤怒，进而促成对后者的完全颠覆。也有人分析说，这些革命党人的“启蒙”和“觉悟”过程绝大多数是在日本完成的，他们全盘接受了“明治维新”的思想，而那个时候日本的“维新党”里就有很多抛头洒血、舍生忘死的志士仁人。我以为这是“两种观念”的复合体，却更倾向于后者。我一直以为，没有近代日本，就没有近代中国，没有日本的“维新变革”，就不可能有中国的“辛亥革命”。没有主要流学于日本的那些个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舍身亡死，中国还得在愚昧、混沌中摸索更久的时晨。近代日本实在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啊。 “当暗杀已成习惯”后，便有了“末代刺客”彭家珍的故事。 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后，部分清室贵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12年1月12日，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企图夺回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并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 1月，京津同盟会专设北方暗杀部，由彭家珍、赵铁桥领导，在北京西河沿设置办事机关，旨在诛杀元凶巨憝。成员二十余人，每人均负有直接行动任务，另兼部分事务工作。满人良弼因组织宗社党，遂被选为暗杀目标。 彭家珍1888年出生于四川金堂（现已划归青白江）。十八岁毕业于成都陆军武备学堂，后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参加同盟会。旋受孙中山之命回国，先后担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北伐蜀军副总司令。1912年1月26日，正值农历腊八，清廷有在该日为贵胄馈赠腊八粥的习俗。宗社党魁良弼想趁此机会与贵胄商讨进击南方革命军的事宜，彭家珍亦计划于是日杀良弼。在他1月25日给诸同志兄弟姐妹的‘绝命书’中，彭家珍写道︰入同盟会以来‘未见大效’，‘今除良弼之心已决’，‘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可见彭家珍这次已抱了必死的决心。 彭家珍穿着高级军官服，自称是清军标统，到北京前门附近的金台旅馆定下房间。次日先到前门军咨府清廷贵胄聚会的地方，但未见良弼。他又驱车直奔西四红罗厂良弼的官邸，良府仆人说，良弼去摄政王府未归。彭家珍乘车行走不远，见良弼乘驷马大车回来，于是急忙回车，追至良府大门口。良弼刚从车中迈下一条腿，彭即赶上前去递名片。良弼正在诧异之间，彭已将炸弹掷出。良弼被炸断左腿，倒在地上，两天后死去。彭家珍因头部被炸，当即牺牲，年仅二十三岁。由于彭家珍刺杀良弼的地点在红罗厂，史称红罗厂事件。 据说良弼临死前对妻子和女儿说：“炸我者，独不杀老萨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果然，良弼死后宗社党尽皆胆寒，无人再敢出头担当。2月12日，隆裕太后携还是稚子的清帝退位。中国2000余年的王朝时代就此结束，理论上不再隶属于任何天子，而是全体民众。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到这一天，只用了83天。这样迅速的胜利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胜利中也罕有其匹。而最后刺客彭家珍的炸弹，对此亦有贡献。用孙中山的话说则是：“我老彭收功弹丸”。 经过一系列的暗杀活动，终于成功了。后来悼念的无数的挽联诗文龙卷风样扑来，其中吴修龄那幅是“个人肯为同胞死，一弹可当百万师”。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晚清。有人评价说：“他们无不以激烈的方式行事，希望用自己的手枪、炸弹喊出最响亮的口号，以唤起麻木民众，砥砺同志士气，挽救危亡的民族。”布衣之怒，血流五步，伏尸二人，也许天下可定，这是以最低的成本，成就最高的效率，相当于后来美军的“斩首行动”，或者是以色列的“定点清除”。古往今来，“独夫死而大厦倾”，这样的事件还少了么？讲述到此，我不由想起主席一句录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义士们的血，又仿佛注回到自己干瘪的胸腔里，激荡澎湃、沸腾昂扬。一万句善意的“批评建议”，也不如一颗子弹来的“响亮决绝”。“心动不如行动”，对一棵腐朽到根子里的参天大树来说，一万句评论，也不如伸出一根小拇指去触动让它倒下去的更为容易。英国有句谚语，“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草会压垮整个骆驼”，如果这根草是“暗杀”，那就恰如其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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