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教授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他的著作《街头文化》一书中文版于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行，反响颇佳，曾入选本报评选的2006年度十佳图书。本报“书评周刊”向来将提高读者图书鉴赏水平、促进著译水准及提高出版品质作为职责，不过长期以来，我们所刊发的文章，多为图书本身的评论，对以上职责的实施缺乏直接建设性的讨论。王教授的大作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图书“成品”的评论，而且不能忽略对图书生产过程的考察。感谢王教授自美国发来的这篇稿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王教授讲述的西方与日本学术界的经验对我们会有所启示，我们也欢迎国内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此文发表讨论意见。

——编者

　　“学术交流”不是随时都在进行吗，怎么成了一个话题？如果我称中国学者缺乏学术交流，可能持异议者不少。不过，此处所说的学术交流，是指学者在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前，进行充分的内部交流，即相互提修改意见、增进作品质量的过程。学术交流的目的，就是对自己的作品反复切磋修改。在中国，学生向老师、资历浅者向资深者请教（注意不是“交流”），倒并非鲜见，但有一定资历学者之间，甚至在本单位内也交流甚少，遑论更大范围内切磋。国内一位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请人来开讲座，教授们都不来听，只能靠学生扎场子。同行能读到他们的研究，多是已发表之后。稍具名气者，便开始闭门造车，有点唯我独大的飘飘然，认为自己的东西乃金口玉言，不再听人意见并反复推敲修改。一些名家，编辑约稿催稿应接不暇，哪有时间斟字酌句、仔细掂量自己的东西。学术研究有如流水线，写出即发，倒也短平快，可惜没时间深思熟虑。著作倒是渐次等身，不过学术分量则成反比。

　　西方的学术风气和习惯则不大一样。学术作品正式发表和出版前，非经许多人提意见不可。以中国研究为例，每年的亚洲研究年会便是一个交流的极好场所，学者无论新老，把自己的粗糙半成品在大小会上宣读、散发，不管是不是“方家”，皆求指正。一个单位的同事，更是近水楼台，相互切磋，不同的研究领域，有时反而更有出奇不意的启发。我的系只有我一个单挑中国史，但从不妨碍与同事间的学术交流。我们有不定期阅读小组，一有新作，便先传阅，哪怕被说得一无是处，也乐意洗耳恭听。记得我刚到学校上任不久，一次请一个研究美国史的同事看《街头文化》的一章，敬请斧正，不想退回来的稿子真是行行见红，惨不忍睹。以至另一个老教授悄悄告诉我，这是他的风格，在稿子上不杀它个血淋淋的誓不罢休，所以大家已见惯不惊。其实我发现，他的见教对我帮助尤大。《街头文化》一书英文版，经过了多次脱胎换骨般的修改，不算在电脑上的数次大动干戈，仅全书印出来的修改本，便不下十五六稿。中文版问世后，成都有私人博物馆托人说要买那堆烂稿子，只可惜没远见，早送去了资源回收，错过了发财的好机会。我刚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茶馆》一书，修改四年，其间众多学者耳提面命，在国内外亦利用二十余次演讲该主题之机会，听取大家高见。稿子每从头到尾大改一次，我另存一份电脑文件，等书最后定稿，数一数，好家伙，整整十二个版本！虽然不能说我对本书完全满意了，但最后与最初版本相较，真是有天壤之别！其实，我在美国的写书出书经历，并非是个案，而是西方学术界一个很标准的运行过程。

　　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也做得有声有色。几年前我在东京大学作研究时，发现一到周末，便有不少同行或学会开办的各种形式的研究班，新老学者共聚一堂。就近踊跃参加不提，远的不惜从京都大坂自费乘新干线来东京参加。我经常出席这类活动，所学甚多，对日本学者塌实认真的态度印象甚深。好友孙江从东京大学已毕业数载，早自立山头，在日本打下了一片天地，名声在外，照样隔三岔五从名古屋赶来，到东大出席老师并木赖寿主持的中国秘密社会资料解读班和其他类似活动，晚上则到我白金台东大宿舍的小屋促膝长谈，困了就打地铺。风尘仆仆，孜孜不倦，令人钦佩。

　　与学者不断切磋，反复修改稿子，当然费时费力，因此学者必须要沉得住气，抗得住功名利禄诱惑，可能历时经年，从黑发始，则白发终。虽然一时落后于人，但长远来看，却是千值万值的。以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几本得奖著作为例，可见一斑。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关于太平天国的博士论文1970年问世，1990年才出版第二本专著《叫魂》。得州大学教授路康乐，1975年关于广东辛亥革命的专著问世，直至2000年才出版了《满与汉》。上两书都获列文森图书大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小萍1984年便出版了其成名作《知县的银两》，但其《自贡商人》到2005年才见书，获费正清图书大奖。以上三书，都集二十年以上的学术探索，种种甘苦，只有他们自知。当然，有的美国学者过于郑重，则付出不少代价，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韦思谛教授（原《20世纪中国》主编），知识渊博，学问扎实，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美国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声誉很高，但惜墨如金，不肯轻易发表东西。他以毕生精力撰写关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专著《高地的革命》，我1990年代初到美国时，他就差不多写完了，但不断修改，直到2003年才最后交出版社。2004年我在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见到他，祝贺他书的广告已出，但他却告诉我还要耽误一段时间做进一步修改。不想该年他便骤然去世，生前竟然没能看到自己的心血出版。但是，美国的同行们都相信，这本书已经堪称传世之作。

　　因此，在中国目前的学术风气下，重提过去“一本书主义”，倒再也不算老生常谈。我喜欢对国内朋友说这样的话：“宁出一本一流著作，不出十本二流著作。”改用刘禹锡的话，便是说“书不在多，有质则灵”。好著作都是深思熟虑之作，不可能是急就章，不可能是闭门造车，哪怕是个人著作，也必须要集思广益。说实话，如果中国目前人文社科的著作和文章，能够减产百分之九十，对提高学术质量是有益无害。高产低质，虽图一时之利，但很快被人扔到了爪哇国，心血岂不白费？我知道，这番话是站着说不嫌腰痛，哪知国内同行的苦衷！目前普遍实行量化管理，把学者推进“利海”去沉浮，急功近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氛围不再，要不，剑尚未磨出，饭碗已被敲掉。不少朋友担忧，如果长此以往，中国之大，恐怕真会“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