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称，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在其学术专著中将蒋介石(ChiangKai-shek)译成“常凯申”，成为中国名校制造的又一起学术笑料。在这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仅名字翻译谬误就有几十处，除了蒋介石被改名为“常凯申”外，该书还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译成费尔班德；将民国时期外交关系学者夏晋麟(HsiaChing-lin)翻译成林海青；将台湾大学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学家夏济安(T.A.Hsia)翻译成赫萨等等，不一而足。

　　几乎同样的事还发生在两三年前，北京大学一位搞人类学的教授，在一本译著中，竟然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此外，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将“aminoacid”直接翻译成“阿米诺酸”的，而这神奇的“阿米诺酸”，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氨基酸”。这些事听起来十分可笑，荒谬无比，让人简直无法相信，但却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这里我们绝非故作一种夸张的表情，的确是兹事体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出版物质量出现问题，各种错误不胜枚举，防不胜防，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出版社自然难辞其咎。在这件事中，责任编辑也承认没有校对该书的有关内容。而一些学者的轻浮和怠惰，也真令人叹为观止。其实，作为一个精通本专业的学者，要避免这类错误并不很难，只需严谨和勤勉就能做到，比如翻翻相关的资料和辞典，仔细地核对一下，错误就可以避免了。但是，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愿做或没有做，这一点最让人感到忧虑。我刚到《北京晚报》时，一位老编辑教育我，文字工作无小事，每个字都要认真对待，尤其是人名、地名、重大事件的时间等等，都要反复核对。她甚至要求，文章中的每一段引文，都要尽可能地核对原书原文。那时，她每天都跑图书馆，报社的图书馆不够用，还要借助家里和其他图书馆的藏书。我们不是学者，然而，做学问与办报纸，都要面对自己的读者，都要对读者负责，在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不过，做学问和办报纸还是有区别的。办报纸要求短平快，做学问却要有耐心，有毅力，切勿浮躁，切勿急于求成。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看到有学者一年出版五六本学术著作，有些还是大部头的专著，就很惊讶，惊叹，惊奇，乃至惊慌，不知道这些书的学术价值究竟能有多少，其学术质量又将如何保证。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杂耍，很可能会给中国的学术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想，我们衡量一个学者的价值，不能以他出版了多少学术专著为标准，而是看他为学术建设做了哪些切实的贡献。当年，梁启超曾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道：“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道：“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那他有什么著作？”梁回答道：“也没什么著作。”曹皱起了眉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什么著作，这就难办了。”梁愤然：“梁某虽不是什么博士，著作算是等身了，可是还没有陈先生一篇文章有价值！”真学术还是伪学术，这也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