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未必便多识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记载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一个看了福建麻沙地方刻印的劣本《周易》的教官，来给学生出题考试，说“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学生觉得可疑，教官却自作聪明地“为讲解大概”，也许只是强辞夺理而已。学生也不善，到了教官把话说尽，学生们才“徐出监本”，拿了过硬的版本依据出来，这下子教官威风扫地，于是“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这是一个现代的老师常常用来教训学生，一定要寻找精良版本的例子，不过，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老学庵笔记》的最后一句话“然其后亦至通显”，看来，当大官并不在乎版本之学。据《萍洲可谈》卷一、《泊宅编》卷上的记载，这个教官叫做姚祐，传见《宋史》三五四，后来居然官至工部尚书，算是部长级的大官。

　　看来，做官不一定要那么精确的丰富的知识，不仅做工部尚书，就是做文职官员也无妨。宋代的刘昌诗在《芦浦笔记》卷六中，也记载一个“金根车”的故事，说的是秦有金根车，汉晋沿袭旧制，又叫耕根车，甚至唐代也有这种车，可是，当了集贤校理这种专门靠知识吃饭的官员的韩昶，却完全不懂古代的这个制度，凡是看到史书上有“金根车”的，都觉得应当是“金银车”，于是统统一笔改过，这样的学问，居然差一点还要被授予拾遗的官职。

　　过去都说“学而优则仕”，学得好才可以当官，这逼得很多学子得拼命学习，十年寒窗，期待着一举成名，然后靠了学问当公务员、当处长、当司长、当部长，出人头地。不过，学问好是否可以真的谋上一官半职?看来至少在宋代并不是完全如此了，姚祐是一个例子，只看了麻沙本就给学生出题的人，未必当不了部长，当然，韩昶的运气稍稍差些，他想当拾遗，却被谏院拒绝，看来谏院还有一两个看重学问的官员。

世事如棋

　　有时候，下棋是赏心乐事，观棋也是赏心乐事，古代有“烂柯”故事，说的是一个进山砍柴的樵夫看仙人下棋，乐而忘返，结果，“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连带来砍柴的斧柄也已朽烂。有时候，下棋却是苦事，里面有艰辛，也有苦涩，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那个把生命都押在解“珍珑”的人心里，棋局就是生命，所以有人说，下棋就是“赌棋”，而赌棋有时候就是“赌命”。听说，清代围棋史上有“血泪篇”，一个以棋为命的人，呕心沥血下十局棋，泣泪滴血，棋下完了，生命也仿佛结束了，这让人想起川端康成那篇著名的写日本围棋本因坊易位时那种苦涩和辛酸心情的小说。

　　作为隐喻，“棋”在中国常用来比喻世事。“世事如棋”和“人生如戏”正好一对儿，常常是人们感慨时的口头禅。“人生如戏”的意思，是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人生仿佛常常在演别人写好并导演的戏剧。然而，世事如棋的意思，却还要更复杂一些，依我想也许有三条：一来因为棋子为弈者操纵，世上的人亦然，二来因为棋局反复，如世间政局之无常，三来棋局本身即仿效宇宙天地，所有纵横捭阖都在这个宇宙中进行。据说，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六博棋局就是天地格局的缩影，围棋盘则是象征“天圆地方”，中国象棋里的楚河汉界就更不必说，弈棋的两方各自仿佛交战的两国，人下棋就仿佛人在现世，说不尽地争夺地盘、尔虞我诈，没完没了地横车跃马、攻城略地。

　　世事如棋，棋如世事，据说，中国象棋“将帅”在王宫里不出门，要靠他人保护，西洋象棋“王”、“后”四处征战，“后”更是威风八面，已经被有历史癖的学者分析出了这里有东西方政治观念的差异，这不知是真是假。

试题中折射的历史

　　有时候，考试不是在测验被考者的知识，而是在表达出题者对知识风气的焦虑。注重政治秩序的出题者，在试题中表达着他们的道德心情，关心词赋美文的出题者，在试题中表达着他们的审美意识，看看历史上的官方和民间考试题的变化，常常能够摸到时代主流的脉搏。

　　16世纪以后，西洋的实用新知加上坚船利炮，一直让中国士大夫感到紧张，在西洋和中亚天文学的启迪下，历法错误、天象不确的关注始终困扰着中国，所以清代嘉庆年间学海堂的试题中，那个大儒阮元就曾经考问学生关于东西方天文历算史上的问题。到了清末，不说官方学校同文馆考数学的风波，就说民间办的格致书院罢，很多著名官员如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薛福成、郑观应等等，都曾为书院出过有关西洋新知的题目，在题目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上上下下的关心所在，这在千年以来一直是以人文知识为重点的考试中相当罕见。比如李鸿章，他出的题目就曾经问到西方测温、测热、测电的方法，问到西方平弧三角与《周髀算经》的关系，问到西方关于64种化学物质在中国语言中的对应词语，还有一问更关系到西方科学技术的观念史，他说，西方格致学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亚里士多德)，到英国贝根(培根)“尽变其说，其学始精”，而到了达文(达尔文)和施本思(斯宾塞)，“其学益备”，他问学生说：“能详溯其源流欤”?

　　不仅是官员和士人，皇帝也一样，1895年，受到甲午战败强烈刺激的光绪在保和殿测试天下贡士，他不再考问士人关于儒家的学问，而是询问士人说：“孙子练兵，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这究竟是考问学生，还是在表达朝野上下知识关注点的转移呢?

当文学遭遇历史

　　文学作品常常让我们读后浮想连翩。想象中，诗人很浪漫，或者很洒脱。不过，有时候也不尽然，读历史学家追根究底的著作，就有些不妙。据说后代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当时却总给宰相寄些不怎么磊落的书信，要求贵人给自己引荐；写过“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的王安石，不仅是个固执己见的家伙，甚至日常穿衣也很肮脏；那个写了不少书的屠隆，也被徐朔方先生考证出得过性病。历史文献学家把文学家的这些事情连底抖开，就有些像李商隐《义山杂纂》里说的那样，叫做“煞风景”。

　　后代的读者也许没有必要戳破这层去作考古发掘。因为，文学与历史总是常常发生冲突。说起来，时间仿佛筛子，让人们把有的事情遗忘，把有的事情记住，遗忘它想遗忘的，记住它想记住的，然后告诉后人，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文学记住了浪漫和美丽，而忘记了平凡和真实甚至低俗，历史却总是要记住真实、平凡的生活，却常常遗忘了那些曾经在心灵中有过的浪漫和美丽。

　　如果有一天，历史固执地要揭开帏幕到后台去看一看文学的真实，那可就有麻烦了。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的诗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让习惯于考据的历史学家一考察，原来，这是他流放岭南时偷偷逃跑回乡时写的，于是，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归”时的惴惴不安，就变成了逃犯潜行时的畏首畏尾，那种对故乡似亲却疏欲近还远的微妙情感，就在老吏断狱的历史照妖镜里成了昼伏夜行者的紧张心理。

(摘自《无风周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