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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服务的北京大学，曾经得鲁迅先生褒扬，其中一句说的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我观北大》）。这很让北大人自豪。至于今日北大是否还配得上此评，见仁见智，颇有争议，这里不必细说。最近想到鲁迅先生此言，尤其是“常为新的”四字，却与北大无关，乃是因为北京景山学校明年将迎来50周年校庆，编印纪念文集的征稿正在热烈进行中。我的联想即是由当年经历的教改实验引起。
进入景山学校是在1960年秋天。和一般就近入学的小学不同，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试，我才被录取进来。当初就知道，这是所九年一贯制的实验学校；后来学制改为十年，小学、中学各半。虽然到1966年“文革”前，校内确实有九年级，但论资排辈，真正的实验班还是从我们这一年开始。只不过，在我们这批学童入读前，当年春季已开始试验招生。所以，这些比我们高半级的学生，才是景山学校老资格的开门弟子。而为了相互区别，我们和他们之间一直轮换使用着上、下的年级号。“文革”开始那年，我们是六下，他们是七上，大家终于都没有读满一贯制全程。
刚入学时，首先要学认字。对于学校采用“形声字归类”的“集中识字法”教学，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因为那时年龄太小，不懂这些，只是记得比其他学校的同龄人认字多而且快。学校的古文教育也起步较早，大概三年级开始，已在使用《儿童学诗》《儿童学文言文》一类教材。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在看《水浒传》与《三国演义》。
当时北京的小学基本都是半天上课，半天小组自习。景山学校却是少见的全日制，只有周六的课程中午即结束。一年级起，已经开设英语课。年幼无知的我，头脑如同一张白纸，短期记忆特别好。考试前的临时突击复习，每见奇效。那时，从家里到学校要换两次车，也算得路途遥远；加上中午有两个钟头的休息时间，除往返父母单位食堂吃饭外，还有余暇可供利用。所以，学了五六年外语，家人始终没听我念过英文。因为通常应该回家做的作业，我一般都抽空在学校写完了。至于记单词、背课文，也全都可以在路上车中解决。
说到中、英文齐头并进，这在当年全国的小学中即使不是独一份，相信也极为罕见。课程的安排上自然仍以中文学习为主，英语主要是打下了正确发音、熟练使用国际音标拼读单词的基础，并具有了一定的词汇量。由于自己在外语上不够用功，满足于“临时抱佛脚”式的应付，至今仍愧对当年辛苦教育我们的房贵荣、方碧辉等老师。不过，即使如此不成才，这段外语“童子功”的经历还是很让我自豪。
大学时代，因为英语课安排在晚间，我偷懒不想去，报了个慢班。第一次上课，ABCD读得太过流畅，老师听出我有根底，故特许我今后可以不上课，只参加考试即可。不仅混过了本科考试，在读研究生阶段，居然也一举“免修”过关。甚至当时在电视中最早教授英语的外文局英国专家彭文兰，那时在北大做旁听生，与我相熟，听过我“偶尔露峥嵘”的三两句英语，竟也很赞赏我的纯正“伦敦音”。由此我才知道，小学时代在景山学校习得的英文，还是如同阳春白雪般的高级正音。
相比外语，我对语文课的教学记忆更深刻。在课堂上，赵颖君老师曾讲授过《纪昌学射》一文。解说时，赵老师也随手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关键词”，我都逐一记下。接下来的作文，是要求把这篇古文改写成白话。利用这些记录下来的词语，我很快完成了作业。而在全校的作文评比中，此文意外地获得了最高等级的“红杏奖”（自宋诗“一枝红杏出墙来”取义），后来还荣幸地被编入学校的优秀作文选中。上大学后，我的一位同窗好友，母亲是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她说早就知道我的名字，来源即是那本景山学校作文选。当年此选本曾在北京中小学广为流传，使景山学校的教育改革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回应。至于本人的那篇作文，成功的诀窍还在将老师使用过的词语全部穿插进来，实际是复原了赵老师讲解的现场，倒没有多少创造性。大约在老师们看来，三四年级的学生能够妥帖地运用这些成语，已经很不容易。
我在语文老师的眼中，最拿手的还是写评论性文字。发现自己的这一“特长”，是从一次期末作文考试开始的。1963年，京剧《红灯记》的前身、电影《自有后来人》上映，当时大为轰动。我写的观后感得了高分，很得老师夸奖，我也自以为在此道颇具潜力。因此私下报名参加过景山公园少年宫组织的书评征文比赛，不幸的是，那次的结果并不美妙。
不过，我在学校里还是保持着善写评论的好名声。四五年级的时候，学校进行过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改革，语文课也有开放时段。逢到这些课时，我们自己读书，书目自由选择，也可征求老师的意见，读后则须写下感想。任课老师也手持一卷，斜对同学，坐在讲台一侧的课桌前阅读。学生如发生问题，即可走上前去，向老师提问。我因为当时正喜欢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于是选了一本《李贽》，似懂非懂地读起来，也曾经装模作样地向赵老师当堂请教过。而我那篇不打草稿、直接写在横格练习本上的《李贽》一书读后感，竟然博得了老师们的一致赞赏，在全年级各班作为范文被反复宣读过，算是小出了一回名。其实，以我那时的知识水准，本无法真正理解李贽的思想。读书笔记中的幼稚，应该显而易见。老师们不计较，还是看重我敢于把这么难懂的读物当作练习材料吧。
大约1965年秋，学校又发起了“立下愚公志，登上作文山”的语文教改活动。在这两句张挂在楼道中的醒目大字口号之下，墙壁上贴满了挑选出的学生作文。那时学习的范文中，以杨朔、刘白羽的抒情散文为主。对于小学生来说，抒情很难模仿；若移步换形成浮想联翩，倒是易于上手。一时之间，畅想曲便成为我们作文写作的流行套路。记得风头最健的是五年级的陈小眉，她的几篇作文都在各班传阅过。我最佩服她的也是想象力丰沛，一篇记述邓小平“六一”儿童节到景山公园观看学生合唱演出的《青松颂》，以十几二十个“青松！青松！！”打头的排比句连缀成篇，气势排山倒海，令人至今难忘。前几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见到小眉，她还兴致勃勃地拿出很多景山学校时期的老照片，显然，那段时光已经成为她最珍贵的一段人生经历。她的美国丈夫听说我和小眉是小学校友，也不由高看我一眼，因为在他心目中，景山学校是全中国最好的学校。这个印象自然是小眉平日的言谈灌输造成的。
虽然在作文上略有成就感，但在景山学校读书期间，我的最长项是数学。每年举行的“百题赛”（以交卷时间先后及正确率决定名次）以及各班派代表参加的“智力竞赛”，我都是当然的参加者，也屡屡中奖。那时的奖品不过是个简陋的、向上打开的白报纸本，第一页写着获奖名目与名次，我却十分珍惜，当作荣誉收藏起来，并不使用。最终，这些证明我“辉煌业绩”的练习本集体失踪，原来是被我哥哥偷偷用掉了。显然，在他看来，这些本子的正当用途就是拿来写字。
数学课同样也有过自学为主的尝试，那对我来说，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语文课上规定的写作还是有相当压力，而独自阅读算术教材、演算习题，却完全是一种智力的愉悦与享受。很快学完本学期的课本，无所事事时，马奇仲老师也允许我自由活动。于是，上课时间，我可以看别的书，或者以帮助其他同学解题的名义，在教室里游走。大概这次的改革试验过于理想化，并不适合大多数学生，约摸持续一个来月便中止了。在剩下的学期里，我又被固定在自己的座位上，重复学习那些已经提前修习过的课程。
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数学教改或许并不成功，给予我的影响却很大。日后在东北插队时，津津有味地自修代数、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1975年冬，回京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以学习《微积分初步》打发日子；1977年高考前，临阵磨枪，复习已学各科目并自习解析几何；凡此，早年自主学习的经验都潜在地发挥了效应。
后来我之选择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专业，固然与景山学校文言文训练打下的基础有关，而有幸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其间数学考试的分数却相当关键。不过，进入中文行当，离数字是越来越远了。每每向丈夫吹嘘我少年时代的“数学天才”，见惯我简单的加减也常常出错的他自是不信。终于有一天，彭文兰请客，我的父母与父亲的老同事萧乾一同被邀。席间，萧先生向我父亲打听“你那个数学最好的女儿现在在做什么”时，在场的丈夫才相信我没有夸张。他后来的说法于是相应地修正为：晓虹的数学很好，但算术很糟。
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数学家，却走入了文史研究之门，不知是否有违当年老师们的期望。而无论如何选择，我对景山学校都永远保留着一份最深的感激。在这个学校最有生机与活力的年代，我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这些“常为新的”教改实验，奠定了我生命的底色，也导引了我后来的发展路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人生的起步阶段，能够与最好的学校相遇，这是我一生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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