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在先生生前写的，曾拿给先生过目，得到先生首肯后，已收入拙著《大师的侧影》中，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本打算等书出版后为先生贺九八寿诞，没有想到他已驾鹤西行了。为了纪念先生，也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先生，我还是决定先行发表。

　　我是在1985年初次拜访季先生的，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筹备《书品》杂志的创刊工作，当时去拜访先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今后能给这个小杂志多写稿。最初先生并不认识我，但他同中华书局却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我后来去向他组稿时，是十分顺利的。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不管是请他写书评还是写笔谈，他都很高兴地答应下来，而且都能按时交稿。这中间你也不用催促他，他说十天交稿，一准会提前一两天就寄给你。这一点，凡是同先生约过稿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他写文章不仅快，而且还好，往往最能吸引读者，所以，我最爱找他写稿。他也总夸《书品》办得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同先生熟识了，总会隔长不短地去看望他老人家，虽然目的始终就是那么一个，但他也真的从未嫌弃过我，不管我是在中华书局，还是调出了中华书局到了其他的出版社，只要我去向他组稿，他都同样的高兴、同样的欢迎、同样的支持。即便是后来他住进了301医院，依然是如此。二十多年中，季先生在工作上给我的帮助和支持真是太多、太大了，他对我是那样的信任，把最新、最好的书稿交我出版，使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先生的思想，只要我在出版方面有了一点想法，即便还不成熟，也要说给他听，征求他的意见，寻求他的支持。他对我这样的做法，不以为忤，反而诚心实意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甚至带头撰稿。

主编《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

　　1997年我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时，因痛感当时一些前辈著名学者的先后离世，带走了他们一生积累的宝贵的治学经验，于是，萌生了“抢救”的想法，亡羊补牢，趁一批老先生还在，赶快请他们把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承传。根据这一想法，我开列了一张“抢救的名单”，首先跑去征求季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介绍后，对这一想法极表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鼓励我一定要做好。我说那还是请您带头写吧。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我就写《我与东方文化研究》吧。对了，你那名单上有张政烺先生吗？”

　　我回答道：“有。”

　　“你要多催他，一定要让他写。不能没有他。另外，有没有林志纯先生？”我说：“没有，我不认识他，不知道怎样联系他。”

　　“我有他的地址，我写给你，你直接同他联系，就说是我介绍的。”

　　就这样，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我以极大的热情和最快的速度，编好了40位老先生的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并定名为《学林春秋》，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又扩编为初、二、三编，共收录了128位老先生的文章，交由朝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在主编《学林春秋》的过程中，因文章中涉及到了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但限于体例，未能展开，颇觉可惜，于是又萌生了再编一套专门记述学界中已故老一辈重要学人和事件的图书的想法。为此，我先后征求了许多老先生的意见，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季先生。他说：“这个想法同样好。老一辈的学人我们这一代人还接触过，还可以写。下面的人因为没有直接接触过，当然就写不了了。说到老一辈的学人，我看不能没有胡适，因为他的影响很大。”

　　我赶紧说：“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您，到底谁写胡适好？”

　　先生认真地想了想，说：“其实最合适的人选是邓恭三先生，他做过胡的秘书，可惜他走了。何兹全先生同胡比较熟，你可以请他写。”

　　我忙说：“何先生我找过了，他说他前些时候刚刚写过一篇介绍胡适的长文，所以，不能再写了。”

　　“这么说来，现在，环顾宇内，真正同胡接触过的怕只有我了。他1946年回北大做校长，我在北大做东语系主任，跟他有三年的接触。这样吧，这篇文章还是由我来写吧！”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拿到了先生寄给我的文章——《胡适——毕竟一书生》。

　　在先生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三卷本的《学林往事》于2000年正式出版。

主编“名家心语”丛书

　　2000年我调入了新世界出版社。由于此前我一直忙于编辑出版带有“抢救”性质的《学林春秋》与《学林往事》这两部成于众多学者之手的大书，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出版环境，虽然“抢救”的理念还扎根于我的头脑之中，但我想将过去那种一篇一篇组织文章，然后再编辑成书的做法，换成直接组织一本一本的书出版。我把这一想法同当时的总编辑周奎杰先生谈了，她十分赞成，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作者？我自然又想到了季先生。于是，我们俩一起去拜访了他老人家。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居然也十分赞成，并答应将2000年全年所写的文章，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一文外，交由我们编辑出版。那时候希望能给先生出书的出版社多着呢，可他还是先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了不辜负先生的美意，也为了向先生的九十华诞献礼，几经努力，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和较好的质量将他的这部自选集《千禧文存》出版了。先生拿到这部书后很高兴，认为是出得又快又好。我们则从这部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两点启示：既然季先生的这第一本书一炮打响，我们干脆多组织一些老先生的书稿，陆续推出。既然是陆续推出，不如编一套丛书，即以先生的《千禧文存》为滥觞，将老先生们的书稿都放到其中，这样影响会大些。带着这一想法，我先后拜访了张岱年、侯仁之、周一良、何兹全、任继愈、金开诚等一些老先生，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后，最终确定采用“名家心语丛书”的名字。做好了这些工作后，我又去看望了季先生，把上面这些情况一一汇报，并提出希望他老人家能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他为自己能带这样一个好头，让老朋友们都积极出书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当然也就爽快地答应写序了。我又趁机提出，希望他能将2001年所写的文章结集由我们继续出版。先生也答应了。其后他为丛书写的总序交来了，第一辑、第二辑丛书十部陆续出版了。接着他将2001年所写的文章结集为《新纪元文存》交给了我，于2002年6月顺利出版了。从这以后，先生允诺后面的文集都交我出版。但自2001年的下半年开始，先生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后陆陆续续住了好几次医院，影响了先生的正常写作。但他仍然按照先前的允诺，在2003年将此前撰写的文章结集交我出版。我将这些文章编好排印出来后，发现薄了些，先生说等我再写一些文章补进去后再出版。可谁知，此后他的病情加重了，又住进了301医院，一直没能出院。出书一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但由此也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君子一诺

　　先生虽然人住进了医院，身体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脑子却还是难得糊涂，一辈子舞笔弄墨惯了，即便在医院里，除了接受医生的治疗外，还是坚持笔耕不辍。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的10月，先生将先前那部分文章加上新写的一共九十多篇结为一集，定名为《病榻杂记》，准备出版。此时，我因工作需要，已调至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工作。而内地关心、惦记出版先生书稿的人真是太多了，这其中不仅有大社、名社，而且还都开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据报纸披露，竟有近五十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书稿。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加之我又远在香港，特别是考虑到我也不可能给先生提供什么优惠的条件，我的心里真的没了底。当然，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放弃。我从香港给先生的助手李老师打电话了解情况，结果却让我异常感动。她告诉我，先生对所有前来求稿的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已经答应张世林了。君子一诺！”就这样，我不仅拿到了这部大作，而且先生还把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权同时授权给了我。这就是季先生！他把友情和诺言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从这件事情更加感受到了先生品格的伟大！先生是在教我们学做人啊！为了不辜负先生的厚爱，我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出版了繁、简两种文本。当我把样书送到他老人家的面前时，他拿起书仔细地看过后，高兴地对我说：“书出得是又快又好，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听到先生这样的评价，真是比得到什么奖励都值得。一高兴我问道：“您说的‘君子一诺’，是管一时还是管一世？”他肯定地说：“管一世。”我认为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育确实让我受用终生。

　　其实，不仅仅是在组稿和出版中得到先生的帮助和教育，在平时听他老人家闲谈中更能感受到他的爱憎、睿智、思想和气度。

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1996年4月19日早上八点多钟，我因事去拜访先生，谈完了事后，先生同我闲聊。他说：“最近社会上有一种言论，说以国学对抗马列主义云云。说这话的人正是那些脑筋还停留在‘文革’期间、虽然还享有特权、但已不能再画圈圈的那些人。这些人代表了一派政治势力，他们表面上是在维护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问题，例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固然艺术与政治是很难分开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反映社会现实，但艺术不等于政治。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艺术性应当是第一位的，片面强调政治性第一，艺术便不能很好地发展。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历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的会上，有位领导同志参加了，他在会上只是念了一位同志化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强调突出政治那一类的，这位领导实际上是支持或赞许这一观点的。我则提出文艺作品应当坚持艺术性第一的原则，因为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首先是艺术上所具有的深深的感染力打动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如若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这些作品是不能流传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句话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所以不能作为艺术来看。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有很多东西应当重写，如我们的文学史、历史和哲学史等等。当然了，我的这些主张不能为那些长期吃政治饭的极左思想很强的人所能容，但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趋势，不是几个人的力量所能扭转的。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啊！”

关于蔡元培及其他

　　季先生常常会提到一些前辈学者，他说过：“在北大的历任校长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蔡元培先生。是他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把各种人才聘请到北大来任教，梁漱溟和陈独秀都是他聘来的。也是他，第一个在北大招收女生。他为北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无人能做到，但陈先生做到了。我入清华大学后，也曾选修过两位老师的课，一是陈先生开的佛教方面的课，使我受益终生啊！说到陈先生，我至今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1946年我回国后，是他把我介绍给北大的。按说他那时在清华任教，我也是清华毕业的，他为什么不介绍我去清华而介绍去北大呢？也许因为他在清华，不便介绍我去？也许因为他跟胡适和傅斯年是好朋友？总之，我一直没弄清楚。二是选了朱光潜先生开的美学方面的课。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在清华主讲西方美学，很吸引人，我一直听他的课。后来院系调整，朱先生来到北大担任西语系主任，我那时恰在北大东语系任主任，我们两个系在一个楼同一层办公。只要朱先生讲课，我能腾得出时间，就一定上楼去听他的课。”

　　我说：“听王尧先生讲，您同他的老师于道泉先生也很熟。”

　　说到于先生，季先生又接着说下去：“于先生是个天才，他早年接待过印度来华访问的大学者泰戈尔，他为泰做翻译，深得泰的赏识。于是，泰提出要于随他回印度去参与创办国际大学，并说已就这一想法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请求。当时，于已考取了赴美留学生，但他接受了泰的邀请，决定不去美国留学了。他的这一决定令老父亲无法接受，遂宣布不认他这个儿子，亦不让他回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泰戈尔提出的共同创办国际大学的建议并不重视，致使这一想法无法实现。结果害了于道泉，他既未能去美国留学，又没能随泰戈尔赴印度办学，而是去雍和宫当了喇嘛，学习藏传佛教，当时人称‘于喇嘛’。说于先生是个天才，是说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天才的想法，只是他自己无法管住头脑里的这些想法，任由它们东冒一下，西冒一下。其实，要是能够管住这些想法，他会取得很大的成就的。他早年曾投身革命，后来却立志向学，在佛学研究等领域造诣颇深。汤用彤先生曾代表北大聘请他来教授佛学。后来我作为东语系主任亦曾给他发过聘书，聘他为东语系教授，讲授佛学。他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

关于“皇帝”

　　有一次谈天，话题一下子扯到了“皇帝”，我说：“您写的那篇《皇帝——代序》的文章很好，您对后人一致称颂的唐代名君李世民有不同的看法，指出了他的许多昏庸无道之处，令人猛醒。”先生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好皇帝，即便有那么几个，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我有一首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朝代纷纷排成行，开国明君皆流氓。如果有人不相信，请看刘邦朱元璋。’”我听后说：“您这首诗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但会不会打击面过宽了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提不出反证来。谁能用具体例子来反驳我呢？比如说项羽吧，之所以没有成功当上皇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够流氓，而他的对手刘邦则是一个十足的流氓。项羽抓去他的父亲要烹了，他却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要烹只管烹，别忘了送我一杯羹。再说说李世民吧。他为了夺取皇位，不惜弑父杀兄，最后因追求长生不死，吃道士炼的丹而中毒身亡。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么？我写这首诗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今后年轻人学习历史时，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被什么太祖、太宗、高祖的‘丰功伟绩’给迷惑住，以为他们是什么大英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看不到他们卑劣的一面。因为这样的事情过去就一直在发生着。我就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

　　可见先生读史并不迷信历史，而是认真分析历史，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重在提醒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要学会分析的方法。

关于“天人合一”的深层思考

　　对于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撰写过《“天人合一”新解》一文，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一期上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就引起过很大的影响，并为此开展过专题讨论。在那篇文章中先生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实际上，自那以后，先生对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新的思考。今年六月我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时，他又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上的文化从大的方面讲只有两类：一是东方文化，一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人们向自然界索取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永不满足。自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主张以来，虽然有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我以为，时至今日，对此不应过分提倡。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生存的道理，不应该通过人为的力量来加速某种事物的消亡。就如同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民族一样，尽管他们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并不相同，但不能因此就剥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样，人只能同自然界交朋友，绝不能采用征服的办法。中国虽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长期以来，我们却背离了这一思想，过分地强调‘与天斗’，特别是‘大跃进’口号提出以后，全国各地开展大炼钢铁的运动，结果一方面是乱砍滥伐了大批的森林，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森林的大量消亡；另一方面是把老百姓家中的锅和铲子等有用的东西收走，炼出了一块一块无用的铁疙瘩，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自然。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话：‘其实，大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错误都给予了报复。’只不过这种报复有时候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罢了。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实现三个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内心的和谐。只有搞好了这三个和谐，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看得出，先生在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希望它能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