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宁安）是清初著名的流放地之一。宁古塔流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主要是指在清初遣戍制度之下，那些因反抗清朝统治、或触犯刑律、或因其他种种原因遭受惩处而被遣戍到这一地区，以备屯种、筑城、置驿的人（包括犯人及其亲属）。这些流人中有高官大吏，也有文人学者、名卿硕彦。顺治十六年（1659年）被遣戍到宁古塔的方拱乾就说过：宁古塔“华人（汉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方拱乾：《绝域纪略》）。足见宁古塔流人来自地域之广泛。而以今视之，被流放到宁古塔的这一流人群体，在艰难困厄的流放生活中，并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社会的责任，在逆境中依然表现出种种与环境抗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

　　勇敢地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突破自我，走出困境，这是宁古塔流人所展示的精神面貌之一。

　　从顺治十二年陈嘉猷被发往宁古塔开始，这里便成为清初流放重犯之地。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向来流人俱徙尚阳堡，地去京师三千里，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可活，至此则望尚阳如天上矣。”（佚名：《研堂见闻杂记》）这则史料足以说明当时宁古塔环境之恶劣，被流放者流放到此地后境遇之悲惨。时人还有这样的形容：“宁古塔垂二十余年，白草黄沙，冰天雪窖，较之李陵、苏武，犹觉颠连困厄也。”（徐釚：《南州草堂集》卷29，孝廉汉槎吴君墓志铭）事实上，在许多宁古塔流人的著述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如张缙彦和吴兆骞在为方拱乾第三子方与三的《其旋草》作序时，分别有“写流人之幽恨，发万古之悲凉”；“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漂踪”之句（《增订东北流人史》第256页）。

　　在遭受恶劣自然环境的同时，宁古塔流人还要遭受强制管理、强制为奴或当差的待遇，饱受迫害与欺凌。当时流放到宁古塔的流人，多被安插在驿站、官庄、边台，充当所谓的吞丁、营丁、站丁等，其中安插在官庄为多。吴兆骞在寄给母亲的书中谈及宁古塔流人所遭受的“官庄之苦”时说：“至若官庄之苦，则更有难言者。……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即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歇。……官庄人皆骨瘦如柴。”（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张缙彦在《域外集》中，也记载了宁古塔流人的悲惨境遇。“凡有强力者，佥为水手矣，出而摇撸，入而运桨，晚则守大壑之藏舟，风雨晦明，饥饿疲劳，此亦生人之至苦也。……其不能出者，则畜之以为厮役，如卖身然，此又生人之至苦也。”（《域外集·兀者王化龙传》）

　　极度艰苦的环境和困厄忧患的处境固然会让人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然而这种环境往往也是对人生的最大考验。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宁古塔流人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清代乾隆年间学者靳荣藩在评价被时人誉为“惊才艳艳”、“一代奇才”的宁古塔流人吴兆骞时说：“汉槎（兆骞字）极人世之苦，不如此，无《秋笳》一集，其人恐不传。”（《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文选》第357页）宁古塔流人杨越在当地被人以“杨马法”称之（“马法”在满语意为长者或爷爷之意），他病卒归葬时，“土汉送者，哭声填路”，甚至许多年后还“悲思之”。此外，更多的流人在当差、经商、教书之余，或登山临水，歌咏塞外山水景物，赋诗感怀；或收集佚闻，考察旧俗，写出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有关宁古塔历史沿革、风土民俗、山川风物等方面的笔记和历史地理著作。其中，著名的诗文集有方拱乾的《何陋居集》、吴兆骞的《秋笳集》、张缙彦的《域外集》等;著名的学术著作有方拱乾的《宁古塔志》、杨宾的《柳编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等，他们为后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的第一手资料。

　　在逆境中不忘社会责任，用智慧和双手去改善生存环境，为塞外开发建功立业，这是宁古塔流人表现出的另一种精神。

　　来到“荒徼绝域”的宁古塔流人，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向当地土著传播中原一带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手工业技术、文化知识，投身于开发宁古塔的大潮中。

　　在农业方面，宁古塔流人将内地先进的“休闲、轮作”耕作技术带到宁古塔后，逐渐取代了该地区较原始的“火田法”，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流人出塞时将内地的谷物、瓜果蔬菜种子携带到宁古塔，并在当地种植。伴随流人的不断遣入，宁古塔地区的粮食、瓜果蔬菜品种增加了，而且当地土著也学会了种植。康熙后期有人在悼挽张缙彦的诗中写道：“域外群尊五谷神，春秋祭享寄来真。魂游宁古霜天月，习稼还思教稼人。”（《增订东北流人史》第255页）由此足见宁古塔流人对当地农业的影响及贡献。

　　在手工业方面，宁古塔流人教会当地土著人养蜜蜂，制蜂蜜；制作蜡烛；以梨和葡萄酿酒等技术。在居住上，宁古塔流人以内地人的习俗改善了当地人“掘地为屋以居”的居住风气。如杨越初至宁古塔时，便“俾砍木为屋以居，覆其以皮……由是知室处”（《吉林通志》，卷115）。

　　在文化方面，流人来到宁古塔后，以教书、传阅书籍、著书立说等方式，向当地人传播文化。如在宁古塔，“师者有胡子有、李召林、吴英人、王建侯……”等（杨宾：《柳编纪略》卷3）。还有像吴兆骞等流人出关“赁牛车载所携书万卷”，给“书籍最少”的宁古塔带去了书籍文化。

　　在商业贸易方面，宁古塔流人中流行的是“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杨宾：《柳编纪略》卷3）。这些流人或者是将从关内带来的物品与当地人交易，或者是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或者是贩运内地之物到宁古塔。他们的这些商业行为，不仅提高了流人和当地人的生活水平，还繁荣了当地的商业贸易，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柳编纪略》中记载：在宁古塔地区，顺治十二年时，“满洲富者缉麻为寒衣，贫者衣狍鹿布，不知有布帛”，但三十年后，“居宁古塔者，衣食粗足，则皆服绸缎……惟贫者乃服布”（同上）。宁古塔商业贸易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宁古塔城镇经济的发展，“自辰巳（康熙十五、十六年）以后，商贩大集，南方珍货，十备六七，街肆充溢，车骑照耀，绝非昔日陋劣光景。流人之善贾，皆贩参貂，累金千百，或至数千者”（吴兆骞《秋笳集》卷八，寄顾舍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