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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科举史上，明朝曾经闹出一个响声很大的南北榜案。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2月春考，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白信蹈等任主考，录取了51名，全是南方人，一时间引起北方读书人哗然，案件惊动了朱元璋，老朱感到蹊跷，命人调来北人试卷，皆文理不通，卷中更有犯禁之句，落榜有理。但北人起哄，说是刘、白故意抽检劣卷欺君自保。是年6月，老朱亲任主考，全国再联考。如果说，春上那次考试，是南人的春天，那么初夏这次考试，则是南人黑色的6月，所录取61人当中，无一是南方人。 科举联考，说来是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是平等取士，其实不然，别说按省分配录取比例，离一碗水端平远甚，即或所有试卷调到京城，统一阅卷，统一划线，统一录取，也好像从没做到过公开公平公正，明朝南北榜就是典型例证。 其实，在北宋，南北榜就搞得很厉害。北宋名臣寇准，陕西渭南人，正宗北方人士，当过宰相，当过主考，是个在历史上很正面的人物，但他主考科举，特别不公正，明目张胆地搞地域歧视。有年，他担任主考，江西萧贯脱颖而出，高居榜首，寇准很不爽，“南人下国，不宜冠多士。”硬是把萧贯的状元拿掉，把山东平度人蔡齐升为第一。这般事情，按说是应该暗箱操作的，但寇准公开宣扬，逢人就说：我又为中原夺得了一个状元；词人晏殊，也是江西人，有神童之誉，14岁参加高考，是个少年大学生，宋真宗对他爱赏有加，特擢其为“同进士”，寇准极力反对，理由很不靠谱，只是一条，晏殊是“江外人”，也就是他不是北方人，就是王朝的“外人”。 寇准如此公开任人不唯贤，而唯地，其来有自，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是北宋地域歧视的始作俑者，据说他在宰相堂，曾亲自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将斯语刻在宰相办公所在地政事堂的石碑上，告诫子孙遵守。宋朝一直喜欢搞山头，拉宗派，动辄朋党，赵匡胤难辞其咎。到了宋真宗，地域观念有所淡薄，宋真宗准备提拔江西人王钦若为相，遭到北方官僚代表人物王旦反对，王旦搬出了老祖宗赵匡胤的那碑刻之语，就这一句话，打消了宋真宗的任命，直到王旦作古，王钦若才如愿以偿，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椅子上，王旦一句话，迟了他十年做宰相。王旦与王钦若，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但地域利益，高于庙宇同宗，可见当时南北榜搞得有多厉害。 常言道：北方出将，南方出相。其实，在宋以前，帝王将相，几乎都出自北方，没南方什么事。比如湖南，在晚清总督与巡抚等省部级以上干部中，有三分天下占其二之说，而在唐宣宗以前，湖南一个进士也未曾出过，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有个叫做刘锐的湖南人名列孙山前，才填补这一空白，今日成语“破天荒”，即出自这一典故。赵匡胤立了铁券在那里，即使南人怀抱相才，也难上相位。宋真宗破了祖宗成法，南方人上了相位，宋人邵雍心中尤忿忿难平，把天下之乱，推在南方人身上，所谓是“南人作相，乱自此始”。 两宋崇北贬南，意抬高北方人，打压南方人，“选用人才多取北方……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吊诡的是，南人崛起恰恰始自两宋，北宋名士大都是南方人，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六人都是南人，苏轼三父子，是西南四川人，王安石、欧阳修、曾巩都是江南江西人。待南宋将都城南迁，更使江浙一带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人才中心，据统计，入得《宋史》人物，两浙第一，福建第二，江西与四川分为第三与第四，都是南方，“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不是虚言。江浙文气，旺盛千年，至今未曾稍衰。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明朝之南北榜肯定有问题，录取51人全是南方人，不可能北方人没一个是读书人，但如果南方人多一个几个，北方人少一个几个，那是可能的，论读书，是南人之所长。元代搞等级制，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南人最下，明朝倒元，南人舒气，以新政权为发展新机遇，逮住机遇，反戈一击，而用力过猛，反伤其身。 科举是以读书取士，不全靠蛮力升位，北方王气盛，南方文气盛，所以南人渐渐从中国历史的舞台升起，到得近现代，中国人才分布，南多北少，南重北轻，在相这一位置，南人占了主位，在将那一端，南人不输北人，这一现象，王夫子的解释是：“地气东南迁”。风水说自然难以服人，我倒觉得，这可能是科举制度使然。鲁迅先生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机灵人读起书来，自然有优势。 “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南人与北人都是有优点有缺点的。鲁迅先生还说：“相书上有一条，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南人与北人如不互相搞歧视，而是取长补短，团结如一人，当是天下不能敌。而北宋偏搞南北榜，所以其成为中国历代之最弱王朝，也是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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