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不仅对儒学持批判态度，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格品行及其社会行为也深不以为然。墨子甚至选用了一些并不真实的事例来“揭露”孔子的言行，这种方式看上去似乎带有谩语的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体现了儒墨两条文化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

儒者为了改变其贫贱的命运，不得不依附于政治，依附于权贵的施舍。由于其本身缺乏独立性，“故学儒不成，圆滑者流为官僚，迂拙者流为学究，阴柔者流为乡愿，龌龊者流为鄙夫，狡猾者流为伪君子，风流放诞者流为文人、墨客、学士、才子。历代有名之儒与无名之儒，大都不出此六类”（王桐龄《儒墨之异同》）。

儒墨所塑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模式。从墨子的观点看孔子，很自然地就能发现孔子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假仁假义、鼓动动乱、难当大任、污邪诈伪等。

假仁假义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不）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墨子·非儒下》）凡是道术学业都统一于仁义，都是从大的方面可以治理人民，小的方面可以任用官职，远的方面可以遍施周边，近的方面可以修身养性。不义的则不居，无理的就不实行。务必兴天下之利，曲直与之周旋，无利则止，这就是君子之道了。而我们所听到的有关孔某的行为却根本与此相反。

接着，墨子借孔子与晏子交往中发生的两则事例，说明孔子是一个鼓动动乱、制造混乱的不仁不义之人。一则是孔子与楚国 “白公之乱”之间的关系。说的是孔子明知白公的阴谋，却把石乞送给他，最终导致楚国内乱，楚君被杀，而白公也受到诛戮的故事。孔子到了别人的国家，却与别国的贼臣同谋，这显然不是仁义之举。另外一则是因为晏子对齐景公的建议，孔子没有受到齐国的重用，因而恼怒景公和晏子，于是在齐、鲁、吴、越之间挑拨离间，使齐和吴遭受到了破国之祸，死亡的人数以十万计。

据考证，上述两件事都与孔子无关。但儒家文化所主张的礼义之道却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发的文化根源。我在《“礼义之道”：中国历史上战乱频发的文化根源》一文中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历史上的孔子本人，他在执政期间就发生了诸如堕三都、诛少正卯（史上可疑）等事件。他的行事风格处处都显示出“礼义之道”，但“礼义之道”的本质却是为了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占有关系，因而孔子学说并不能“止战息争”，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

难当大任

墨子再次借晏子之口，极为细致而又深刻地描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真面目。“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墨子·非儒下》）。孔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要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他，因此告知晏子。晏子说：“不可以，那些儒者，都是傲慢而自作主张的人，不可以教导下民；喜好音乐而迷惑他人，不可以让他们直接管理政事；主张有命论而懒于做事，不可以让他们担任官职；重丧久哀，不可以让他们慈爱人民；奇装异服，作出庄重的样子，不可以使他们引导大众。孔某讲究外表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用以招集弟子，把登堂、退下的礼节弄得很复杂用以显示礼仪，勉力于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用以让众人观看。虽然博学却不可以使他议论时世，劳尽心思却无补于民生，长寿的人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难奉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积累的财产也难以供奉他们在声乐上的花费。过多地包装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人君，大张旗鼓地设置音乐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以公布于世人，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如果今天你封了他以求对齐国的风俗有利，实在不是引导国家人民的办法!”景公回答说：“好!”于是赠厚礼于孔子，而不给他封地，很恭敬地接见他而不询问他的道术。

污邪诈伪

墨子通过孔子对待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以及孔子在不同时期对待礼义之道的态度来说明孔子是个言行并不一致的人。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于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墨子·非儒下》）。孔某做鲁国的司寇时，放弃国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为鲁君之相而逃亡，他逃到城门和邑人争门关，孔某把国门托起，放季孙逃走。经考证，此事也非史实。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墨子·非儒下》）孔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用藜叶做的羹中不见米粒。到了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猪，孔某不问肉从何来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买酒，孔某也不问酒从何来就喝了。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筵席摆得不正就不肯坐，割肉不正就不肯吃。子路走上前问道：“为什么和在陈、蔡时相反呢？”孔某道：“来！我告诉你，当时我和你苟且偷生，现在我和你急于取义。”在饥困之时就不惜妄取以求生，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伪装自己，如此污邪诈伪的行为，还有比这更甚的吗？

殃及弟子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就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罪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墨子·非儒下》）。孔某和弟子们闲坐时说道：“舜看见瞽叟时，局促不安的样子，这个时候天下危险吗？周公旦算不上是仁义之人吧，否则为何要舍弃他的家室，寄寓在外呢？”孔某所为都出于他的心术。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他。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国作乱；佛肸在中牟叛乱，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凡是做弟子后生的，他的老师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完美，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法则，一直到自己力量不够，智慧不及之时，才停止。现在孔某的行为如此，那么儒士们就可以凭借这些怀疑他了。

本段中的事例虽有一些明显与史实不符的地方，但孔子一生都在追求被任用，并率其弟子周游列国却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有一些弟子被重用，并参与所在国的动乱而遭受了不幸的命运。墨家学派对于孔子及其弟子过度依附于政治而失去自身人格独立性的行为持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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