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同日辞世之后，人们感佩他们巨大的文化贡献，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洁的人生风范，但更惋惜他们的离去，感叹这个时代文化大师的稀缺，思考和忧虑他们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会否淹没于当今这个商业物欲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嚣之中……

　　学者朱大可向大众和媒体准确而深刻地剖析了这种人们对大师的精神焦虑和时代心理情结：“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

　　这几年来，在文化学术界，我们也见多了所谓的“伪大师”，有些人以廉价的“大师”帽子随便奉送，更有披着假“大师”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灵魂龌龊的事情……“大师”的价值，逐渐处于贬值的过程中。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大师”？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曾经总结过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大师，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人，并盛赞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他们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们令人敬仰，挨近他们便是幸福和快乐……这种对人类大师的论述，至少概括了大师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对人们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引领人们前行的领袖和权威的力量，他们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蔼可亲的。所以，现在人们对季羡林和任继愈两位文化大师的敬佩、尊重，正是人们这种热爱大师、颂扬大师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而对照这样的人类大师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使得当今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混迹于文化界、艺术界和学术界的假大师剥去伪装……

　　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真正的文化的大师，精神的大师和思想的大师，而不是当今在文化界、学术界、娱乐圈中那些满身商业化气息、热衷炒作的、娱乐明星式的所谓“文化大师”。“大师”是像季羡林、任继愈那样以道德文章、人格特质、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体现的风采和风范；“大师”是一位丰富了人类精神的人，他确实增加了人类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无不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热情；“大师”，或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所说，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脏，他要靠保存和传播道德情操、高贵的经历、优美的诗歌和历史的结论来抵制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荣……这就是我们所认为是大师级人物的荣誉的标帜。

　　说我们患上了“大师饥渴症”也好，对伪大师的泛滥感到焦虑和困惑也好，都不是实质问题，实质问题是这反映了我们的精神的渴念、心灵的皈依，灵魂的需求。总之，我们讨论需要不需要“大师”，是要激励我们的人生想象，获得文化智慧，防止我们的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苍白，要使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