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现在的年轻人在阅读内容的选择上大都喜好流行与时尚，而且不愿劳心费神，只在乎省时和省力，呈现出一种已显普遍性的浏览式“浅阅读”。

　　事实上，拈轻怕重，蜻蜓点水，不甚了了，阅读的堪忧已是日甚一日。从表面看，这似乎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有关，与青少年不得不接受的应试教育模式有关，而更多的当是社会的浮躁和太过急功近利所致。在战乱频仍的时候，曾有“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之叹，现在窗明几净，却是心态杂乱，偶尔捧读报章杂志，也是以休闲解闷的医药保健、明星八卦为主。著名作家张炜对此几近是扼腕叹息：“这不是一个有利于阅读的时代，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惶恐和忧虑。”真正意义上的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阅读的内容与方式固然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久经岁月证明了的经典名著始终具有着思想的光芒和对当今时势的穿透力，虽然它们往往以“大部头”的面目出现，可总不能长久地望而生畏，或者干脆就避重就轻。“断代”之谓，“侏儒”之状，当代人阅读上的不思进取乃至日见荒废，就是其病灶之一。自然，目迷五色，见异思迁，或者不得其门而入，也是阅读的日趋浅薄和庸俗化的原因所在。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说有一位女士打算在大学里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从何起步。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学科，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在回信中，他还着重指出：“要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因为只有“研究原著本身”，才“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而我们当下的一种现象是，名著普及本、精简本、口袋本盛行，财经、励志类图书则每每以股市行话替代学术说理，各地书店的销售排行榜几乎无一例外以通俗读物占据首要位置。作家阿来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阅读的娱乐化倾向，极端一点说，是中国文化自取灭亡的一种方式。当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或危言耸听。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2007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曾预言：20年以后中国本土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年年诺奖，次次花落他家，杨博士之所言，很难说是在安慰，还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而由此类推，当今众望所归的哲学家、思想家其实也鲜有出现，拾人牙慧、鹦鹉学舌者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这些人因为看客们或听讲者越来越止步于“浅阅读”而“红”得很容易。德国人之所以整体素质较高，有资料显示，在这个国度，14岁以上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每天读书。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在青年中间出现一批热爱书籍，把读书看得比从事其他（业余）活动都更加重要的怪人，那么，那些用其他的、似乎是强有力的手段也无法对付的问题就会逐渐消失。”针对“浅阅读”，有学者提出了“厚重阅读”，“如果我们每年能够拿出至少3天或一周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读一本或几本20万字到100万字的大书，我们不能说这种阅读是否能改变命运、影响价值观，但可以肯定地说，读者将会获得高贵的沉静，或许我们的生命会因此多一点色彩、多一份意义。”诚可谓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