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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长城从建立之日起，便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长城一方面护卫着中原各封建王朝的统治，是保境的安全防线；同时也扩卫着封建社会农耕民的生存、生活和生产，是农耕民生存的安全屏障。 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尚属奴隶社会），处于北方的戎狄，又称猃允，熏粥等部落，就经常侵掠中原。而中原的劳动人民，常常被掠夺得无家可归，难以生存。《诗经》记载：“靡家靡室，猃允之故。”周宣王时，兴师征战，“城彼朔方”，即在北方筑城（不一定是长城）后，才获得了安全环境。（吉林人民出版社《汉书•匈奴上》2507页）。 战国七雄时期（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燕、赵、秦三国北边与匈奴接壤，因受匈奴或称胡的侵扰而修筑了长城。 燕国：“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赵国：“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北、代郡”，“匈奴不敢入边。” 秦国：“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秦始皇灭六国后，“始皇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汉书•匈奴上》2509页）。“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河西，乃筑长城为界。”（《汉书•匈奴下》2548页）。西汉大臣、政论家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一文中，讲到秦始皇“乃使蒙田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汉代“至孝武世，出师征战，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遂，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至孝宣之世，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下》2560页）。 明代：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自嘉靖十年（1531）以来，元后鞑靼等部落，几乎“无岁不入寇，前后杀略吏民，剽人畜亿万计。”然而自戚继光加固长城，整饬边务，“蓟门宴然，继之者踵成其法，数十年得无事”（《明史•戚继光》3743页）。清代学者魏源在他的《圣武记》中，盛赞这一时期的明代防务：“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隧，且为本朝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赐。” 从以上几个朝代为例，可以看出，民生问题，首要的是生存问题。生存不保，一切皆无。要生存，就要有保证生命安全的环境。修筑长城就是保证农耕区劳动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略措施。有了这种措施和其他因素结合到一起，不仅保证了农耕区人畜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且发展了生产和商贸，使农耕区人民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一直处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和久居中原的农耕民族，原本都是同宗同祖的炎黄子孙。《史记•匈奴》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苗裔也，曰淳维。”夏禹乃“黄帝之玄孙。”夏亡时，淳维逃入北方草原，和那里的戎族融合到一起，而繁衍发展为匈奴或胡。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产力高低有别。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吃穿用等都直接取之于自然界。很显然这是不能满足他们生命生活需求的，所以他们使用落后野蛮的手段，向生产力发展较高的中原农耕民族进行掠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这种掠夺也是民生问题引发的，只是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以牺牲他族的生存，换取自身的生存，这就形成了双方长期的矛盾。而长城这一永久性的军事防御工程，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长城在阻挡掠夺侵扰的基础上，还为长城内外进行商贸往来，创造了和平有序的环境，给双方带来益处。这种防掠夺，争友好都是中华民族内部之事。防掠夺是兄弟阋墙，争友好是亲邻和睦相处。所以说长城文化的民生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长城既然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民生都是有益的，为什么总是有人批评长城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安”而是“怨”呢？流传很久很广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民间故事演绎的过程，作一简要的分析。 据查，最早记载这个故事原型的是《左传》。《左传》也称《左氏春秋》。书中保存了从鲁稳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期间春秋各国的大量史料。书中记载，齐国攻打莒国，齐国勇士杞梁，在攻城中战死。齐庄公，还兵于齐都郊外，遇到了杞梁妻，即在郊外为杞梁弔丧。杞梁妻曰：“殖（杞梁）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敞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弔。”齐庄公接受了杞梁妻的批评，到杞梁家弔丧。这里赞扬的是杞梁妻知礼达理的品德，战国后期，这个故事便加进了杞梁妻恸哭的情节，并大作“哭“的威力的文章。杞梁妻之哭，先是变成了齐国的国俗，继而又哭崩了城墙。 到了唐代，这个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都有了质的变化。晚唐一位名叫贯休的诗僧，写的一首诗《杞梁妻》，可说是这个故事突变的一个标志。诗中写道： 秦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疲魂饿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到了宋代故事情节虽未大变，但“杞梁妻“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子——孟姜女。故事在流传过程，经文人学士和民间艺人，不断地艺术加工，越来越丰满完美。经元、明、清，特别是明代在全国各地大修姜女庙后，故事流传得越发广泛，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据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搜集到的材料看，我国16个省市，北起辽宁、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南到上海、福建、两广、云南等都有自己特色的孟姜女故事。有关孟姜女故事的唱词——戏曲和记载故事的版本就有近百种，其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以上便是孟姜女故事演绎变化的简要过程，而其变化的结果，早已离开了历史事实，完全变成了民间流传的文学作品。 其一、时间变了。春秋时期，变成了秦代； 其二、人物变了。齐庄公变成了秦始皇；齐国的杞梁，变成了全国范围的范杞良，万喜良等近20个情节各异的名字。杞梁妻也有了孟姜女，孟仲姿近10个字名，散布在各地的姜女坟就有五、六处； 其三、地点变了，从齐国一地，变成了全国各地。 其四、批评的内容变了。原本批评的是齐庄公违常礼弔丧，后来变成了控诉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 由此可见，孟姜女故事提供的情节不能作为考察历史和认识历史的根据。作为文学作品的孟姜女故事，其主调是反对战争，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暴政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积压很深的怨声，所以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在接受其影响时，应该划清几条界限。 一、修筑长城是不是封建统治者暴政的表现。从修筑长城的出发点和效果来看，其目的是为了“保境安民”，其结果是统治者获得稳定统治之效，劳动人民也获得生存、生活安全之益。“民安”则统治“稳”，这是历史客观的统一，并不是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善举。从历史上看，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结构比后来的长城简单得多，而且有不少地段是对过去秦、赵、燕长城的修缮。后来的北齐，隋朝修的长城虽然不如秦始皇修的长城长，但动用的民力，役使程度，都大大超过了秦始皇，特别是明代，修筑长城持续时之久，规模之大超过了秦始皇长城不知多少倍。长城的效果，并非统治者独享，客欢上人民也受惠。所以，它和“暴政”还是有区别的，不应列入暴政的范围。 二、修筑长城是封建统治者迫不得已的举措，并非他们肆意扩张领土权欲而发动的军事行为，也不是侵略他族的不义之举，。修筑长城是客观需要，既是统治者的需要，也是农耕劳动人民的需要。劳动人民既有享受生命安全的权利，也应付出保卫生存安全的劳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任何社会都铁定的原则。既要获取，就要尽义务，既享用权利，就必须尽责任。不然社会就无法发展。 三、修筑长城是筑“安”，还是筑“怨”？应当控诉封建统治者在修筑长城中，超强役使民力，造成家破人亡。但修长城并非不义的军事行动，不应与不义之战等同起来，加以反对。如以唯物辩证法观察，长城既筑“安”也筑“怨”。筑“安”是主要的，是全局性的，是长期性的。而筑“怨”是次生的，是局部性的，暂时性的。在国家利益与劳动人民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按常理讲，舍局部保全局，以小家保大家，以暂痛取久安，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山海关外的姜女庙里有一付对联写着：“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这是以“怨”否“安”的典型认识。我们纵观长城史，既不能以“怨”否定“安”，也不能以“安”，忽视封建统治者在修筑长城时，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怨”。姜女千秋铭贞，而长城也千古长存。 秦始皇修建长城与孟姜女哭长城，同样也是民生范围问题引发的戏剧冲突。对此，我们应有一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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