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在当今学界正如流感一般地蔓延，有关的报导不绝于报端和网络，虽不断加以揭露和讨伐，却颇有“野火烧不尽”之势。

    ●学术创作，是和独立自由的研究相伴相生的，其最高境界是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但现在已沦为学术复制。凡身在高校和学界者，都明白上述各种路子业已风行若干年，可算得上是另一种“潜规则”。

    张弘:原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临界的对垒》、《吴宓:理想的使者》、《我心中的缪斯》、《西方存在美学问题研究》等八种，译著四种。

    最近任职的湖北省宜城市29岁的市长周森锋，因是全国最年轻的市长而广为人瞩目。但同时，也曝光出他在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我之所以打上引号，是由于相关情节及性质尚待其母校清华大学调查认定。但可以肯定，无论周森锋实际工作干得多出色，这不大不小的污点已损害了他的公众形象。治学上操守欠严，竟至影响到政途，这恐怕连他本人都始料不及。

    并非夸大，抄袭在当今学界正如流感一般地蔓延，有关的报导不绝于报端和网络，虽不断加以揭露和讨伐，却颇有“野火烧不尽”之势。这不禁让人深思:抄袭，这时不时就冒出的毒菌，到底是长在哪棵腐朽的树桩上的？

    抄袭，自古即有，历来是不劳而获而攫取名利的卑劣手段。但在现代后工业机器复制的社会条件下，抄袭已不再是原文照抄那样简单的事，它的形式和品种正在不断衍生和丰富中。抄袭已经从个人劣迹，病变为时代化的败坏现象。

    抄袭的反面是原创，原创一需付出艰巨的劳动，二需灵感的闪烁。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以强大经济杠杆驱动着对金钱的追逐，灵感早就被利欲薰心所窒息，同时为用最小的付出牟取最大的利益，不得不依赖机器的复制以追求效率。凑巧的是，技术文明也提供了最便捷的复制机械。学术的研讨与创作，在独创的思想因缺乏自由的空气而枯萎，学术也沦为实用性工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复制，一满足外界要求的形形色色的计数指标，二实现本人期待的最大回报率。本雅明早就指出，艺术作品在现代主要通过复制来生产。学术创作在机器复制的时代，也无可挽回地堕入了同一道路。

    抄袭不过是学术复制的众多方式中最低级的一种，或许也是最普遍的一种。有人就认为，清华大学若要认真追究硕士论文的抄袭事件，又何止周森锋一人？而且又何止清华一所大学？今天的抄袭，不必再如旧时的“文抄公”，要辛辛苦苦地一字一划照录了。扫描、复印、网络下载、电脑拷贝……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应有尽有。因此不仅莘莘学子从中大获甜头，高校的领导兼学者也频频尝鲜。最近，就有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和北师大博士生杨伦一起，把下载自网络的文章改一改开头结尾，就当成自己的成果发表在2009年4月号的《哲学研究》上的行径被揭露出来。

    除了像这样赤裸裸的抄袭，另一更巧妙的方式，就是在“参考”、“借鉴”的名义下，大段抄录别人的文字，有的稍作修改，有的一字不改，再略略添加自己的一点议论。但不加引号，不作注释，因为如逐一注明，全文几乎就只剩引文了，根本不像学术上的创见。但还须最后一步，即在文末“参考文献”里列上对方的著述，那样的话，即便被人捉住了，也有诡辩之词可推托。如此做法，通过文字处理软件的若干功能，轻轻巧巧就能搞定。

    还有更高明的方法，是复制外国人的。利用自己懂得外语、别人不懂或不大懂外语的条件，把外国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翻译或译述过来，当成自己的著作发表，以为能够瞒天过海。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前几年就有复旦大学的某教授，把德国的专业辞典的词条翻译过来，凑成一本专著，结果被同样懂德语的同行揭穿。也别以为翻译好赖算付出了劳动，翻译软件有的是，鼠标一点，外文字码就变成了汉语。无奈那些翻译软件低能得很，译得不通的地方往往有之。读那些以涉外专业的课题为题目的论文，凡佶屈聱牙、语不通顺、篇不畅达的，不必费劲查找对勘，十有八九是靠翻译软件从国外文献扒过来的，甚至连译述者本人都囫囵吞枣，没弄明白人家到底在说些啥。那样的文章，反而借着“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由头，容易得到发表机会，并唬弄那些急于求知的年轻人。

    最后一种，可谓达到极致了。一篇论文，一本论著，看来文字上并无抄袭的痕迹，但其中的中心概念、演绎逻辑、最后结论，都是现成的东西。貌似有些新鲜的提法，但其实早由别人发明在前，无非照着葫芦画个别一样的瓢而已。篇章结构和标题、行文改头换面了，但主要观点全是别人的。而对理论学术上的先行者，却绝口不提，仿佛全都属于他本人的独创。那种做法，已经不止是抄袭，而成了偷窃。还有等而下之者，所谓的专著或论文，都在转述别人说了又说的内容。它们可能正确无误，但属于多少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只不过换用了自己的口吻。那种老一套的陈词滥调的再三复述，无疑也等于在抄袭。

    学术创作，是和独立自由的研究相伴相生的，其最高境界是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但现在已沦为学术复制。凡身在高校和学界者，都明白上述各种路子业已风行若干年，可算得上是另一种“潜规则”。这是抄袭现象当前仍未见任何消歇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的原因所在，也是被揭露出来的抄袭者很少有人得到严肃处理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当思想观念的创新如此步履艰难，当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如此盘绕纠结，当新思维新方法难以得到萌发和成长的空间，当数量始终是比质量更关键的量化管理工具，当机器复制几乎渗透进所有的领域时，怎么可能期待学术复制重新回归学术创作，并进而从根本上杜绝抄袭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