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死于非命的文人甚多，共同的原因自然是这一阶段政局不稳、兵火四起、人命危浅，文人一旦卷了进去，往往首当其冲；而具体地来看，则各有各的死因。幸福的文人都是一样的，不幸的文人则各有各的不幸。

　　西晋最富才华的作家陆机（261~303）死于八王之乱，他无意中得罪了牵秀、孟玖等小人，遭到他们恶毒的谗毁，头脑糊涂的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很器重陆机，这时竟然匆匆下令杀死了他，造成令人扼腕长叹的一大冤案。而从陆机这一边来检讨，与他本人完全不注意保护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

　　陆机出身于孙吴最显赫的家族（顾、陆、朱、张；详见《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条下注引《吴录·士林》）之一，这位孙吴高官的后代在吴国灭亡以后，内心深处始终有两个难以解决的矛盾：首先，他一方面因自己高贵的门第、显赫的传统而无比自豪，另一方面却已成为“亡国之馀”，不得不跑到新兴的西晋王朝的首都洛阳来谋取出路，总是被中原人士看不起，有时他也不免有些自卑，而内心深处仍极骄傲：我们家先前阔多啦，你们算什么东西！其次，他一方面无比怀念自己的故乡，希望在那里过自由自在的读书生活，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进入政治中心洛阳，经历其中种种纷扰倾轧，拎着脑袋从事政治活动。这两组矛盾，归根结底，源于他背着沉重的家族包袱放不下来，终其一生未能得到解脱，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晋书》本传介绍他死于非命的情形道：

　　机释戎服，著白袷，与（牵）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因与（成都王司马）颖笺，词甚凄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议者以为陆氏之冤。

　　这实在是一个内涵深广的戏剧性场面。成都王司马颖曾经是他的靠山，现在不仅靠不住了，还听信谗言，派牵秀来杀他；于是陆机著白袷，思故乡，写遗书，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时东吴的“亡国之馀”跑到洛阳来谋出路的贵族青年很多，有人一看这里形势不对就又跑了回去，得以终其天年，典型的例子如张翰，此人借口思念家乡的美味鲈鱼莼羹就开了小差（参见拙作《“江东步兵”张季鹰》，《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又如与陆机陆云兄弟同时入洛的名门之后顾荣（时人合称之为“三俊”），也比较早地看清了形势，深知在司马氏当权集团内部纷争不已之时绝对不能卷进去，他纵酒韬晦，保护自己，并曾劝陆机及早回南方去：“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晋书·陆机传》）顾荣回了南方，后来在形势巨变之后帮助偏安的东晋王朝在南方安顿下来，对历史作出了贡献。顾荣是孙吴丞相顾雍的孙子，门第与陆机相当，而头脑则要清醒得多。

　　陆机始终念念不忘自己乃是名祖（陆逊，丞相）之孙、名父（陆抗，大司马）之子，大有悠悠万事唯此唯大之意。有一点家族自豪感本属人之常情，但陆机却未免强烈得过了头，背着一个老大的包袱，一辈子放不下来，干扰他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对生活道路作出明智的选择。性格就是命运，而有些性格的形成正来源于背包袱。

　　陆机写过许多作品叙述并歌颂自家祖先的光荣历史，例如他曾在《祖德赋》中用大量的高级形容词来歌颂祖父陆逊的丰功伟绩，将他比拟为周公；而在《述先赋》中又以同样的笔墨描述父亲陆抗的显赫功勋和崇高地位，甚至说——

　　故其生也荣，虽万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虽天网犹失其纲。婴国命以逝止，亮身没而吴亡。

　　陆抗老爷子虽然确实很高明很厉害，但恐怕也还没有到一身系国之存亡的地步。陆机撰写《文赋》本来是要阐述“作文之利害所由”的，但即使在这里他也特别强调地指出文学的一大作用是“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这一条显然没有普遍意义，只是强烈地打上了他本人的烙印。

　　唯其如此，在陆机面前谁也不能对他的两代先辈流露任何不敬，否则便会遭到他极其剧烈的反击。他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也不管是什么场合。《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座中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

　　在当时那个特别讲究礼仪的时代，对人直称其先辈的名讳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卢志的发问带有挑衅性，但他可以假装不知道对方的家讳；而陆机的回答则是明知故犯，态度极为激烈。卢志颇有地位，后来对陆机大加报复，促进了陆机之死（参见拙作《陆机与卢志》，《书品》2004年第2辑）。

　　中古时代讲究出身门第，背家族包袱的现象普遍存在，而陆机可算是最严重的一个。名门之后如果能不背家族包袱，以平常心对待生活，理智地开辟自己的道路，那就是一位高人；否则，豪华的家族背景往往很可能反而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