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史学家或小说家对于韩信之死，多说他是因与陈豨通谋造反事发而受诛，更有人说韩信能反时不反，不能反时却反，是他一生中犯下的两大错误，这都是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而做出的定论。其实司马迁先生对韩信始与陈豨通谋，数年后又暗中准备举事记述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

“其舍人（栾说）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上书举报），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也就是说，韩信谋反的种种内情与证据，皆由栾说提供。吕后得书后，既未调查，也未审讯，便把韩信干掉。司马迁写当朝开国皇帝，自然要搞“春秋笔法”，有所隐讳。

原来，刘邦率兵平定陈豨乱，出师不久，便有韩信的门客栾说，托其弟上书告密，说陈豨几年前出任代相时，韩信就和他通谋造反。这次皇上亲征陈豨，韩信假装有病，不肯相从，就是为了趁机在长安举事，响应陈豨。现在韩信与家臣密谋，计划诈传诏书，释放在官府服劳役的囚犯和奴隶，发给兵器，乘夜袭击皇后和太子。韩信诸事已布置完毕，并已派人给陈豨送信，等陈豨回信一到，即行举事。并且谎称自己因知韩信谋反内情出言谏阻而触怒韩信，被他囚禁，特托家弟代为上书，云云。

其实，栾说因事得罪韩信，被韩信囚禁，他怕韩信宰了他，便在囚室里写下这封告密信，托其弟代呈吕后。他知韩信深为皇帝忌恨，干脆趁陈豨作乱，说他与陈豨通谋造反，吕后一定会拿他问罪，到时自己不但可免一死，而且能博得富贵，于是便捏造了这封诬告信。

吕雉接到栾说的举报信，且喜且忧，喜的是老公不杀韩信，是因为一直没有抓住他谋反的证据，杀之令群臣不服。现在有了栾说的上书，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掉这个心腹大患了。忧的是老公不在长安，无故召韩信入宫，他未必肯来，而派人捉拿，他也未必轻易就范。于是，她便与萧何商量如何下手。萧何献计说，可以暗派一人，假装是刘邦从前线派回的使者，报告陈豨之乱已被剿平，令群臣到宫中庆贺，韩信一到，即可如此这般。并亲自出马，把韩信骗到宫中，将其擒获。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已对韩信谋反做了间接的辩护，史学之父通过两个说客表现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

韩信击杀楚军大将龙且，平定齐国后，项羽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不免恐慌，便派能言善辩的武涉前往游说韩信，劝他叛汉投楚。武涉见了韩信，对当前形势做了一番分析之后，说：

“刘邦那家伙本是个无赖，很不可靠。他的性命多次掌握在项王手里，项王可怜他，放他一马，他一脱险境，便背弃盟约，攻击项王，毫无信用可言。现在足下自以为与刘邦交情深厚，竭力为他卖命，但终究要被他抓起来。足下所以能暂时保全性命，是因为项王尚在也。而今两王相争，谁胜谁负，决定权掌握在足下您的手里，足下左投则汉王胜，右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灭亡，明日就轮到足下您啦！足下与项王是旧交，何不反汉与楚联合，三分天下而自立为王呢？您要是错过这个时机，仍死心塌地地帮助汉王攻打楚王，可不是智者的选择呀！”

武涉虽是替项羽游说，但言之有理，且极富煽动性，意志稍不坚定的人，经他如此一说，恐怕就要桌子一拍，反他娘啦。但韩信却不为之所动，答曰：

“我过去跟项王干，官职不过是个郎中，职务不过是个执戟的卫士，项王对我言不听，计不从，所以我才背楚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一下交给我数万军队，脱下他的衣服给我穿，把他的饭菜给我吃，与我推心置腹，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今天。人家如此关怀信任我，我却背叛人家，不仁不义，叛之不祥啊。我即使到死也不会换旗易帜。请为我谢谢项王的好意。”

武涉见韩信态度坚决，只好回去向项羽秉告：“韩信一心要为刘邦卖命，可是一条路走到黑啦。”

 武涉走了，又来了个蒯通。此人是齐国有名的铁嘴辩士，他洞察天下大势，见韩信是决定天下局势的关键人物，但其本人却不自知，便来见韩信。他自称精通相人之术，且看得极准，万无一失。韩信听他说得玄而又玄，便说：“先生相人之术如此之高，给我看看相怎样？”蒯通见吊起了他的胃口，便故作神秘，要与他“单独谈谈”。待韩信摒退左右，他说：

“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已，且处境危险，地位不安；但相君之背，却贵不可言。”他所说的“背”，可不是脊梁背，而是隐喻，只要背叛刘邦，便贵不可言。

韩信未听出弦外之音，一脸茫然，问道：“此话怎讲？”

蒯通解释道：“天下初乱之时，四方豪杰云集雾合，百姓乐从，那是为了反秦。而今楚汉分争，致使天下民众肝脑涂地，骸骨遍野，惨不忍睹。项羽转战南北，乘胜大进，直逼荥阳，威震天下。但兵困于荥阳一线，被险地所阻，不能前进，已有三年矣。汉王拥兵数十万，依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以至败于荥阳，伤于成皋，逃奔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叶（今河南省叶县），可谓智勇俱困矣。依愚之见，当今之势，非圣贤不能平息天下战祸。别看刘、项两人称王称霸，其实他们的命运在足下的掌握之中。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依我之见，足下不如谁都不帮，与刘、项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谁敢轻举妄动？足下乃天降圣贤，智慧超群，且拥有重兵，据强齐而并燕赵，适时率兵西进，为民请命，令刘项息兵罢战，天下必风从响应，谁敢不听？而后割大削强，重封诸侯，天下诸侯必畏威服德，相率来朝，这可是霸王之业啊。有道是‘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请足下深思。”

蒯通的说辞，比武涉更加富有煽动性，且为他指明了一个切实可行、前途光明的大方向，但韩信却说：“汉王待我恩重如山，我听说坐他人之车者要为人分担患难；穿他人之衣者要为人分担忧愁，吃他人之饭者要为人之事效死，我怎可向利背义呢？”

蒯通笑道：“足下自以为跟随汉王可以建立万世功业，我以为大谬不然。足下要以忠信得到汉王的信任，未免一厢情愿，你们的交情一定不会牢固；足下以为汉王不会加害于自己，也是大误。当初越国大夫文种助勾践灭吴复国，成就霸业，但却被勾践无情诛杀，野兽尽而猎狗烹，真是至论呀！以忠信而言，足下与汉王的交情不如文种与勾践，我听说‘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文种之死，便是最好的例证。而今足下有震主之威，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你有此威势和大功，归谁是好呢？足下居于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我为你感到危险呀！”

蒯通的话令韩信深为叹服，答应要“考虑考虑”。数日后，蒯通见没有动静，又来劝韩信说：“大功难成而易败，时机难得而易失。优柔寡断是成功的大敌，决而不行是百事的祸根。猛虎之犹豫，不如黄蜂之一螫。时机一失不再来，请足下早下决断。”

但韩信仍念刘邦的“知遇之恩”，又自以为功高盖世，刘邦不会夺其王爵，最终谢绝了蒯通的好意。

因此，当韩信被刘邦的大老婆吕雉擒住，推进长乐宫砍头之时，才仰天大呼：“我悔不用蒯通之计，今天竟上了妇人小子的圈套，这难道是天意吗！”

《史记》原文：“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兒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司马迁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此韩信乃韩王信，非淮阴侯韩信）中，只字未提与韩信通谋之事，并且言明陈豨造反，是因周昌向刘邦报告，说宾客太多，拥兵于外数年，恐生变故，引起刘邦的怀疑，即派人到代地调查，陈豨恐惧，遂联络王黄等将领，起兵造反。特意说陈豨谋反是突然采取的行动，而不是几年前就有预谋。在陈豨与朝廷大军对抗期间，只有燕王卢绾与他有联系，鼓动他坚持抗战，并未提及韩信派人给他送信，相约举事。如此重要的谋反情节，如果属实，司马迁岂能略去不提？可见司马迁已以委婉隐晦的方式，否定了韩信与陈豨通谋造反的所谓“罪证”。

民国年间的著作家黄士衡所撰《西汉野史》，写到韩信谋反一节，直称其罪证为门客栾说捏造；蔡东藩《前汉演义》中也说：

“韩信谋反，出自舍人之一书，虚实尚未可知，吕后遽诱而杀之，无论其应杀与否，即使应杀，而出自吕后之专擅，心目中亦岂尚有高祖耶？或谓高祖出征，必有密意授诸帷房，故吕后得以专杀，此言亦不为无因，试观高祖之不责吕后，与吕后之复请诛（彭）越，可以知矣。”

至于那个打小报告的栾说，竟被刘邦封为慎阳侯。从古到今，靠投书靠密、落井下石、而得以富贵的阴毒小人，何其多哉！

摘自《中国历史的隐秘法则》第二章《汉高祖刘邦与开国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