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士人多怀经世之志。他们或专心著述，以学经世；或仕进有成，以政绩经世。然而经世之途绝非一帆风顺，不少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历经坎坷，清代嘉道年间学人沈垚就是其中之一。

　　沈垚（1798—1840年）字敦三，号子敦，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精于史地之学，于西北及蒙元史研究多有贡献，其遗著后经吴兴刘氏嘉业堂汇集为《落帆楼文集》。沈垚早年治学“究名物而弃微言”，后受张履影响转而为致用之学。他认为，“古人绝大事业皆豫定于未仕之先”，故欲为经世之学，在未仕之前当贯穿经史，“晓古今典章之见”和“治乱得失之故”，并结合“当世之务”，详考史地，一旦仕进从政，即当用“生平之学”兴利祛弊，“有实政及民”（《与张渊甫》）。然而，沈垚出身寒门，“室粮时乏”（《与许海樵》），生活至苦，这就使其经世理想在实践中陷入重重困境。

　　一、以“学术”经世为志向，困于生计却不得不耗费精力于考索之“技”。在沈垚的思想中，有所谓“学”与“技”之分：“诸故人所讲求者，学也；都下所重者，技也。”他认为：“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由此可见，在他看来，治经、治史方是“学”，至于考证、金石等方法则只是“技”或“艺”而已（《与张渊甫》）。沈垚自言“实不愿以考证见”，但困居京师数年，却不得不“籍考证以自给”（《与吴半峰》）。造成沈垚在“学”与“艺”这种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直接原因就是其所面临的困顿的生活处境。

　　沈垚一生“为贫纠缚”，“常怀饿死之忧”（《与张渊甫》）。京城是“种种用财之区”，买治学所必备的乾隆《一统志》等著作、周恤友人盛朝勋和纪庆曾的遗孤、刻印恩师施国祁遗著《金源札记》等，处处要钱。而沈垚馆谷渐少、时有断绝，只得“以所入之数酌量所用”（《与许海樵》）。老亲无以养，危急时赊借无门，求五斗米而不得，甚至日仅两餐，“长饥腹痛”。

　　面对如此境遇，沈垚哀叹“若不出游，则衣食无籍；若仍出游，则故业益荒”（《与纪石斋》）。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藉考证糊口”，被迫代人从事考索之技，聊以度日。雇于人，在学术上的发挥余地自然也就相应要小。在与许海樵的书信中，沈垚感慨“受羁绁而不得自由，罢精竭神，奉技以就犬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也”（《与许海樵》）。在“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的境况之下，沈垚深感“欲思索明理，考论文章，苦不得暇，可叹也”（《与张渊甫》）。

　　二、欲以史论经世，却囿于见闻，“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沈垚认为经世当“晓古今典章之见”和“治乱得失之故”。他不满足于琐屑考据，试图“览观史策于古今得病”（《与张渊甫》），从史事中窥测其规律与意义。沈垚“所愿在熟读《通鉴》”，他认为《通鉴》对“立身处世之道”大有裨益（《与丁子香》）。他评价钱大昕“有史学，而无史才，故以之释史则得，以之著史则琐屑破碎，不合史法”，尝言“心所欲言者，拟为史论以发之”（《与许海樵》）。

　　但是，沈垚家处偏僻，看不到邸钞，“无以周知当世之故”，欲为有用之学而“无好题目”，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即使有好的题目，“不明悉国家典故，则开口便错，无可下笔”。他自感“见闻寡少，所得殊陋甚”（《与张渊甫》）。沈垚渴望游历四方，可惜他寄人篱下，“积百余金之债”，“身无一钱之余”，无法成行。他渴望“览观史策”，可惜入京前，“寓中乏书籍”，又无处可借（《与张渊甫》），如所作《新疆私议》只得“独从故纸中搜得”，沿袭史传建议屯田，与徐松论述过的“有水之地，回民种植，不可夺其利”的当地实际情况不符（《答徐星伯中书书》）。入京后，又专办志书而“久不读书”，所得日少，“意欲作史论数首，仅成其二”（《与丁子香》）。

　　三、以入仕济民为理想，困于科场欲遂平生之志而不得。士人要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行“生平之学”，兴利祛弊而“有实政及民”，则必须入仕。为此，沈垚积极参加科考，一生十二次出入科场，但造化弄人，却始终困于场屋，报国无门。

　　沈垚早年即有文名。沈曾植祖父沈维鐈视学东南时，即与沈垚结为忘年之交。但他在科场却始终不得志。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何凌汉主持浙江乡试，因在京城时经常听沈垚好友徐松谈及沈的学问，故对其给予特殊的关注，方使沈垚成为优贡。沈垚在科场的遭遇与道光年间科举的弊端不无关系。道光科场“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中式者“多半是关节”。浙江有誊录之弊，不论考生字迹如何，都可通过贿买，用馆阁小楷誊录试卷。沈垚经济窘迫没有贽礼疏通，也没有权势关照。虽摹写钟王（注：钟繇、王羲之）之体，“字画奇古”，但不习吏胥常用的馆阁小楷。其卷多遭“不阅”之运。同一张试卷，房考官“评以气清词润”，而主司“竟评以稚弱无力”。尽管有考官叹此卷“斟酌饱满，望而知为积学之士”，但最终还是“不获见售”（《与许海樵》）。在一片可惜声中，沈垚的入仕报国之门慢慢地被封闭起来。

　　沈垚的贫困遭际并非偶然，他的周围皆是一群在贫寒饥饿中挣扎的士人。他的友人纪庆曾游学山东，“困乏中次子夭殁，其归时，行装用尽，冬月衣单，不久就贫病而卒”。沈眉寿幼年失父，家境贫寒，又常被人所欺，至境地窘迫。姚夑“馆席难谋，靠卖画无法自保”，只得离京。张履因推重他的顾莼、田雨公两位先生离世，无人可依，亦不得不归里。金锡桂“家食口较多，困厄不堪，其殁后，妻子栖身无所”。这些下层士人的经历有着时代赋予的共性和意义。可以说，沈垚的遭际就是嘉道时期下层士人的遭际，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下层寒士命运的真实写照。读用世之书、治“有用之学”不能“救饥”，也无益于科举仕进。在现实面前，都下“读书人日少一日”，而所推为读书者，“大概不过阅几行说文，辩几纸古碑略事”，以“取流俗之誉”（《与许海樵》）；“所谓文章者，皆无与天下国家之故”（沈垚代沈维鐈撰《王约甫文稿序》）。学风浮躁而人心败坏，很多士人疲于奔命，“未得志则借声色以媚世；既得志则……其心亦愈幻，而愈险”（《与吴半峰》）。这种情况也预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危机来临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