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先生为之更名为“复观”，取《道德经》中“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之义。

　　徐氏，湖北浠水人。晚近以来，鄂东地区人才辈出，诞生了一批学问精湛、狷介不羁、特立独行之士，其中最著者，当推熊十力、黄侃、闻一多、徐复观等人，而徐又是受乡贤熊十力之诲导，走上学问之途的。徐氏曾在抗战时期师事熊十力，受到熊人格力量的感召，接受其“亡国族者常先亡其文化”、“欲救中国必先救学术”的思想观念，从此决心弃政就学。徐氏前半生投身军政，后半生致力学问，以思想史研究饮誉学林，是港台新儒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徐氏与唐君毅、牟宗三被尊推为港台新儒家“三大师”，三者共同点皆是受业于熊十力，皆是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皆极具探索精神与反省意识。但在学术品性上，三人却有不同。唐为仁者型，牟为智者型，徐为勇者型。与唐、牟二人不同，徐不喜言形而上学之道，认为探讨中国文化，应着眼于历史时空中展现出的具体世界。正是基于这一体认，他在造述思想史论著的同时，还写有大量文学艺术、政论时评方面的文字。他在比较省察中西文化的特质后，认定华夏民族的思想智慧、文化精神导源于“忧患意识”，故而阐发其蕴义，指出“儒家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道家则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得到解脱。”由此酿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内容:儒家关心的是道德价值，道家呈现的是艺术精神，二者均是在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出民族的道德使命感和人文艺术精神。徐氏在强调儒家道德的同时，刻意阐扬道家艺术，仍是以抉发文化精神、探讨人性本原为旨归。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本）及《中国艺术精神》等。

　　徐著《中国艺术精神》，由台中中央书局于1966年首次刊行，以后改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几十年间不断再版重印，影响深远。大陆上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全书共计十章，前两章分别论述儒家孔子与道家庄子各自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其余八章均为论述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整部著作以第二章为纲，重在探讨庄子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精神”，结论出中国绘画艺术实由庄学一路开导而出，给读者以颇多启示。

　　道家之“道”，尤其是庄子之所谓道，从抽象上去体悟时，是哲学的、思辨的;从具象上去把握时，是艺术的、生活的。是故庄子之道，本质上是最高的艺术精神。这一艺术精神的旨趣，意在成就艺术的人生，使人生得到“至乐”、“天乐”，从而在精神上实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因此，庄子讲“心斋”与“坐忘”，讲“物化”与“物忘”，讲“忘我”与“丧我”，教人以虚静之心，不谴是非，脱离世俗的沉浊，“而游乎四海之外”，以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由是而观，庄子是最具艺术精神的思想家，而庄子思想中的艺术精神，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又得以最生动地展现出来。

　　庄子的艺术精神，原本不在艺术创作，而是落实于人生态度上，钱穆先生对此有见道之言:“循庄子之修养论，而循至于极，可以使人达至于一无上之艺术境界。庄生之所谓无用之用，此惟当于艺术境界中求之，乃有以见其真实之义也。”（语见《老庄通辩》）虽然，庄子不言艺术，却对中国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以水墨丹青，由魏晋时人物转向山水，至宋而后山水画成为主流，受庄学影响至大。山川大地清洁秀美，不似人间污浊世界，实宜于安顿人之心灵，也宜于激发人的想象力，天然山水成为审美对象、描摹对象自在情理之中。山水画中的逸品，所表现出的空灵玄远之意境，乃是画者在忘我、丧我状态下，以“虚静之心”观照天地间“素朴之美”的影像呈现，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纯艺术精神正相冥契，它完全摆脱了传统笔墨技巧的束缚，进达到人与自然谐和统一的境地。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由此也就获得了精神上的无限自由。所以说“山水画的出现，乃庄学在人生中、艺术上的落实。”徐著循庄学而“体道”，诠释探讨“气韵生动”、“魏晋玄学与山水画之兴起”、“唐代山水画之发展及其画论”、“荆浩之笔法与山水诀”、“逸格地位之奠定”、“郭熙的山水创作体验”、“宋代的文人画论”以及“环绕南北宗诸问题”，皆是从宏大处着眼，于深细处用力，见解独到，不同凡响。

　　徐复观先生不擅丹青，其著亦是从思想史角度探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真谛，并非是研究通常意义上的美学。然其慧眼独具，匠心独运，以思想史家的敏锐眼光，透视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核，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之所启。虽说是无意于言“美”，却是提升了审美意趣，丰富了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