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是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它收拾上古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在孔子时，已流行于列国，凡朝会聘问，通行赋诗。诗在当时话语权中居重要地位，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可以培养提高人的联想力、观察力、合群性和讽刺能力，它所蕴涵的道理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主，而且会丰富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无以言”，是指合乎礼乐的“文”言、言说、议论，是表达个人和国家意志、志趣的言词，“诗以言志”。不仅赋诗、引诗在言志，听诗者也在观其志，并体会赋诗者的贤与不肖及其国家的盛衰。换言之，志在于表达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而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情感精神等层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透过诗的自然朴实、言简意赅的言语，可以体悟到其核心话题是“德”，与《尚书·周书》有相似之处，《诗经》德字72见，道字29见，道与德是以德为主导、为核心。德作为核心的话题，把《诗经》思想统摄起来，而表现为:

　　一是修德配命，周初思想家为论证周代商治理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原则。天命无常，惟德是与，文王有显德，敬事上帝，思得多福，其德正而不违，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附。周之所以受天命而代商的原因，就在于文王有德。之所以要有德，是因为“天命靡常”。上帝的意志变化无常，王权予夺的命令也非永恒不变，上帝根据有德与无德而做出予或夺的改变。“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在于自修其德，又常常自省，使其所作所为都合乎天命，就能获得盛大之福。周公训导殷人，殷未失天下之时，其德尚能配天，后失德而失天下，你们殷人要修明德行，永远配合“侯于周服”的天命，这样才能获得上帝的赐福。此与《尚书》“以德配天”思想相一致。

　　周人不仅要求殷人和其他诸侯国修明德行，而且要求周人自己特别是君王要像文王那样修明德行。文王的品德，纯一不杂，与天相配无间。后继者只有弘扬文王的功德，才能永言配命，上帝保佑周王朝长治久安。

　　《诗经》强调修德配命，怎样修德?修德的方法和途径是“自求”，即依靠主体自我的道德自觉和主体自我的道德修练，而不能依赖他律被动地修德，因为这样修德就不能持久;自求修德，是为了达到“配命”的价值目标，即与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自求修德的结果是获得“多福”。这就构成了配命——自求修德——多福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凸显了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功能和作用。换言之，主体人可以达到配命，也可能达不到;可以获得多福，也可能不获。主动权不在天、上帝，而在人自己。

　　二是爱民之德。配命——修德——多福，都与民心向背不可分，得民心，就需要修德爱民。“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上帝眷念文王的明德，他不贪图声色犬马，不轻启兵革战争，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体现了爱民之德。所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帝威明地监视天下，观察四方，以求人民的安定。殷纣王没有安定人民，失去了民心，导致天命转移。上帝看到了周国善于养民养物和大伯王季(文王父亲)的德行，“继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上帝能度王季的心，使其有分寸，又清静其德。使其具有能察是非、能分善恶、教诲不倦、赏庆刑威、善和遍服、上下相亲的六德，人民安居乐业，所以得到上帝的眷顾。

　　“永言配命”，就要“求民之莫”;“求民之莫”，就需爱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要做民父母，要爱民如子，德音不止。“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召康公戒成王，对待人民要有父之尊，母之亲。君子具有此道德，才能为民之父母，若不行此道德，就不配做民之父母。爱民之德，就在于使人民衣食无忧。“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人民的质实无伪的要求，就是日常饮食有保障，这便是上下皆善的德行。这里爱民之德与《尚书》“敬德保民”的保民的内涵有相会通之处。

　　三是为政以德。以德治国并非废除刑罚和法律，而是讲慎刑;礼乐文明也并非不讲战争暴力。周人认为德治有两个方面必须引起注意，一方面是文德，另一方面是教德。就文德而言，“明明天子，今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明显天子的善德，使之长久称闻，又布施其经纬天地的文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国。周公率众人祭祀文王，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作为具有文德之人的多士，执行文王的文德，文王的精神已度越在天。文德的内涵包括礼乐的典章制度、祭祀朝聘礼仪、道德规范等，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制度、道德文明，凸显人们对社会生活和洽的诉求和对战争所带来劳民伤财的体认。“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表明对礼仪的重视。“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辑干戈，载y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收敛起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的德行，以布陈于中国，这样王就能保住天命。要社会安定、人民安居，就不要战争，战争是破坏，它带给人民痛苦。如此，才能推行文德，实行德治。

　　就教德而言，即是进行道德教化。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统治者自身要有道德修养，行为端正。周厉王尊尚小人，迷乱政事，颠覆其功业德行，湛乐于酗酒，这当然不能起德教的作用，而只能起相反的影响。德教需要“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复谓我僭，民各有心”。温柔敦厚是君主推行德教和基本。聪明的君主，能听取善言的劝告，并顺其道德之行，实行德治。愚笨的君主，反认为告其善言的人，僭起职守，心怀异志，为了造就贤人和有道德的人，“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文王之德，使一时人才都得以造就，这就是成人的美德，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德行。为此，周代开办学校教育，“于论鼓钟，于乐辟雍”。朱熹注:“辟雍，天子之学，大射行礼之处也”。国家通过辟雍来培养人才。不仅国家办学校，而且各诸侯也办学。此举不仅提升了国家文明的形象，而且使国家拥有一批有智慧、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才，这是富国强兵的基础和前提。文德和教德是实行为政以德的重要方面，不可或缺。

　　四是忠孝道德。统治者要有道德，才能怀柔万国。“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申伯的品德安顺而且正直，以他的美德使万邦归顺，他善良道德声誉闻达四方。他们认识到道德的力量，惠及万邦四方。尹吉甫赞美周宣王能任贤使能，使周室中兴。仲山甫有美德而任用他，他对宣王忠心耿耿。“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仲山甫的柔和而美善的道德，能善其动止的威仪，善其容貌的颜色，又能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早晚不懈怠地工作，为忠于宣王的忠君之德。

　　出则忠，入则孝。“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为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有孝德者可以感化人，使人孝敬父母和长者。武王有孝德而继先祖的功德，王德之道成于信，庶民信王道，然后天下依以为法。武王认为我以永远孝心思念先人，亦望后人能永存孝心之思。在这里忠孝有其一致性，这是宗法家国同构社会的特色。在兄弟国家和家族家庭的兄弟之间，“既有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远国的君朝见君子，为君子所接待，彼此都很快乐，既宜为兄，亦宜为弟，而有善德的称誉。兄友弟恭，喜乐融融。对于友邦或朋友，要知德必报。天下之理，没有言而不答，没有德而不报。假如你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则子孙、万民都会继承此惠于朋友之美德而行于天下。

　　《诗经》修德配命，爱民之德，为政以德，忠孝道德，四者从如何敬畏天命，如何爱民以永天受命，如何从典章制度、实行德政，以使国强民富，以及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都做了以德为核心话题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