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个简单的名字，却因为其所蕴涵的文化符号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了2500年。2500年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孔子一幅幅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而每一副面孔背后都是对这个中华文化符号的阐释。而每一次的阐释，其实也是特定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对孔子的解读。时代在解读孔子，孔子也在解读时代，2500年的时间，或许还不足够我们读懂一个孔子，但透过一幅幅不同的面孔，我们又可以分明看到那一个个足以标志各个时代政治气候的风向标……

圣人孔子:博学多智的儒家宗师

抖落2500多年的历史尘埃，孔子在人们的心中早已“羽化而登仙”成为至圣。国人恭敬地称之为“孔夫子”、“孔圣人”。孔子在世时人们惊讶于他的学识而屡屡发问:“仲尼焉学？”子贡则赞颂地回答:“天纵之将圣。”意思是上天赋予了孔子做圣人的资质。面对这样的溢美之词，孔子在晚年淡然地自我评价道:“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然而一代圣人不可能如此简单地淡出历史，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被弟子们尊为儒家宗师。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国家机器和政治力量的强大影响下，孔子在国家政治思想领域已树立了正统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面镜子，孔子本人则是王者之师。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不仅肯定孔子是圣人，而且推崇为“至圣”。

16世纪始，孔子的儒家思想通过传教士传播到西方，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认为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自己也醉心于中国儒家学说，被称为“基督教中的孔夫子”。18世纪，法国一批文学家极力推崇孔子，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更是尊孔子为完人。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诗人庞德曾经译过孔子的《论语》，他甚至曾说:“只有音乐的形式才能包容所有的材料，我心目中孔子的宇宙，便是韵律与张力交互为用的宇宙。”在不同的时空里，孔子接受着不同文化的推崇和礼遇。

自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孔子的儒家思想几乎统治了整个中国文化领域。究其原因，是因为儒家伦理道德文化中有着“家和兴”、“人和贵”、“忠孝廉耻”、“仁，义，理，智，信”等等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主张，而这些主张是维系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伦理道德纽带，同时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元素。换言之，儒家的“仁爱”是人类思想中最基本的真善美，孔子简单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可以作为最朴素的道德基础。

无奈的孔子:政治利用下的产物

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几度遭到歪曲和抨击。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率领的农民起义对孔子百般诋毁，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章太炎也曾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蔡元培也在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被胡适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的吴虞，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李大钊、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先驱们相继揭露孔子学说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本质，认为孔子是封建礼教的代表。文化大革命时期，孔子的形象更是跌到谷底。批林批孔期间，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把孔子说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除了否定和丑化孔子，历史上也有不少对孔子的误解和利用。道家历来就有“矮化”孔子的传统，《庄子·德充符》就塑造了一个肢体残缺名叫“叔山无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并进而论道，最后使得孔子甘拜下风，自惭形秽。在宋代，由于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便极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而晚清康有为欲以“戊戌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创建了“孔教会”，并将孔子尊为教主，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并发布“托古改制”的理论，以求给他的政治变革提供理论支持。

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孔子都是政治利用下的产物，每当时代需要“惟命是从”的“等级顺从”思想来维持统治者利益时，孔子儒学中庸顺从思想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主张，就会成为被褒扬的观念，孔子也受到倍加推崇；反之，当时代需要“律前平等”和“依法治国”的时候，孔子就会遭到无情的否定和贬损。正是古人对孔子的各种僵化定义和政治利用导致了近代对孔子的无情批判。孔子被利用为各种斗争的敲门砖和先锋队，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下受到了太多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