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图书馆的一名老读者。虽然北京图书馆早已改名为国家图书馆了，我还是常按老习惯称之为北图，因为多少年来我的古籍知识和学术信息都是在北图得到的。

　　早在北大上学时，我就曾在假日里上北图借阅过北大图书馆没有入藏的书。进中华书局工作以后，更有机会常上北图查找资料。例如，1958年我受命编校《海瑞集》时，就上北图校勘了好几个明刻本的海瑞文集;1961年负责编校《徐渭集》时，又上北图校了几种徐渭的诗文集;1961年重印汪绍楹先生点校的《太平广记》时，我有机会复核了好几种《太平广记》的罕见版本，当时还保留了一些资料，直到1986年才找出来写成《太平广记的几种版本》一文，发表后也引起了同道学者的注意，谈恺刻《太平广记》多次印本的不同就广为人知了。我还记得，1973年我负责重印李注《文选》时，有幸校勘了《文选》的几个善本，得到北图善本部丁瑜、徐自强等先生的大力支持，最后还允许我们借用南宋淳熙尤袤刻本影印，只收了每页六角钱的照相费。

　　早先北图善本部星期天也开放，我自己搞一点业余进修和研究，就利用假日上北图查阅一些古籍。记得那部陈应翔刻本《幽怪录》就是在善本部见到的，当时惊喜万分，认为是天壌孤本，就用铅笔抄写了一部分未见《太平广记》引及的佚文。那时还没有复印机，缩微胶卷也没有阅读机，更没有扫描技术，善本古籍除了可以部分照相以外，只能用铅笔抄录，回去后再用墨笔或钢笔重抄一遍。那时中华书局古籍整理也都是这样做的。这样不仅费事，而且还容易出错，还得再上图书馆复校一次。现在有了许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古籍整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古籍有两种价值，一是文物价值，一是文献价值。因此图书馆就有了保护和流通古籍的双重任务。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除了提供缩微胶卷和复印本之外，还可以在古籍整理上作出特殊的贡献。国家图书馆不仅主持了像《中华再造善本》那样大规模的影印古籍，而且也支持了许多学术界、出版界古籍整理的重大项目。而新版古籍善本的流通，又减少了借阅原书的次数，甚至降低了古籍损坏的风险，为古籍保护创造了有利条件。清代版本学家和校勘名家顾广圻曾在《艺芸精舍宋元本书目序》中说:“举断不可少之书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缓千百年为今日也。幸其间更生同志焉，而所谓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寻而无穷，计无过于此者矣。”顾广圻的愿望今天早已实现了。我们古籍整理工作者始终把国家图书馆看作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友好的合作者。最近辞世的老馆长任继愈先生，就是古籍保护和整理的大专家、大功臣，他对古籍的保护和整理工作既有理论的指导，又有科学的实践，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作出了示范。在此谨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图书馆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从而改名为国家图书馆，从文津街的古籍馆发展到中关村南大街的新馆，从新馆的南区发展到北区，藏书不断增多，阅览室不断扩大，服务项目不断更新，在古籍的保护和流通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标志着公益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我们读者生逢其时，比前人看到了更多的好书和珍本，真是眼福不浅。我虽年老力衰，但还是经常要来看看，充分享受国家图书馆给读者的造福。

(程毅中，古籍整理专家、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