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重视典籍和教化的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少典籍依然保存至今，有些却随着时光流逝而佚失了。我们今天能够对中国古籍的流传和保存状况有所了解，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源流有所认识，历朝编制的公私书目著作，是重要的媒介。

一

书目作为人们揭示、报道图书文献的重要工具，其编制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隋书·经籍志序》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清人卢文弨说，《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史记》之《太史公自序》等，均含有目录的体例在其中，可视为古代目录编制的早期萌芽。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受诏领校国家藏书，对汉朝皇室“积如丘山”的图书，进行了全面的著录和整理工作，广罗异本，条别篇章，校勘文字，提要钩玄，分别部居，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提要性目录和分类目录——《别录》和《七略》。这两部书目著作所开创的图书分类体系，创立的揭示文献的方法，特别是将目录编纂与学术源流考辩、学术著作评价、学科范围划分等学术问题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书目著作的学术价值，受到各代学者的重视。

自西汉以降的历代封建王朝，大凡政治稳定，干戈稍息，均祖述刘向故事，以国家之力，组织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于文献的校雠整理和编目工作。于是乎，官修史书中的各种艺文志、经籍志，及专门性书目如《崇文总目》等，一路赓续下来，相沿为传统，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乃为集大成之作。风气所开，历朝私家书目著作也绵延不绝，著名者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郑樵的《通志·艺文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朱彝尊的《经义考》等。这些公私书目，或著录图书的名称、著者、版本，或介绍其体例、内容、成书经过、特点得失等，保存提供了古代书籍的最基本内容，并通过对各大小图书类别学术思想源流的系统介绍，和对学术文化兴衰分合的整体评述，为历朝文人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读书门径和治学圭臬。

二

迨至晚清，中国社会遭遇“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传统的学术文化受到了西学的巨大冲击。然而，从19世纪末的“中体西用”，到20世纪初的“保存国粹”和“整理国故”，半个多世纪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思潮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尽管有所削弱，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外来之学所完全替代。为传统学术服务并作为其重要学术类型之一的书目著作，依然薪火相传，发挥着指导读书治学的作用。1875年张之洞为生童编撰的《书目答问》，“翻刻重雕，不下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乎家置一篇”，在士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胡适、梁启超等人为留洋学生开具的国学书目，同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响。

而与此同时，随着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引进，西方的目录学思想和书目方法也很快传入国门。各公私图书馆为方便借阅流通所编撰的馆藏书目，各大小书局为推广宣传所编撰的书业书目，各藏书或研究机构为一书或群书所编撰的各种索引引得等，这些新型的书目类型与传统的各种举要性国学书目一起，构建了近代以来书目著作品种类型多姿多彩的特点，满足着人们读书治学中多种多样的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新图书馆运动和索引运动，直接推动了书目著作的一时繁荣，目录之学的显学地位得以确立，并在一些大学讲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一些矢志于文化建设的学人，曾产生将古今图书荟于一炉，以新的书目体例编纂一部中国图书大辞典的宏伟构想。1927年初，著名学者梁启超最先提出了这一计划：“意欲使此书成后，凡承学之士欲研治某科之学，一展卷即能应其顾问，示以资料之所在，及其资料之种类与良窳，即一般涉览者，并读一部有新系统的《四库提要》，诸学之门径可得窥也。”这项计划曾得到北京图书馆的资助，组织人员，开展工作，后因时局变动，以及他本人身体不好等困难，被迫停止下来。1931年，学者杨家骆也在其《四库全书大辞典·自序》中，从治学应知图书的内容、版本、存佚、馆藏等方面的情况出发，详细论述了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的重要性，并另拟订了具体方案，但也遗憾地未能如愿以偿。

不过，从历史来看，如此宏大的文化工程，依赖少数学者、少数机构的力量来完成，其不成功，倒也在预料之中。近代与《中国图书大辞典》命运相同，结局相似的文化出版大项目，还有如王云五擘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黎锦熙主张的《中国大辞典》等。以往封建各朝，在编制国家性的大型书目时，无不以天子之威，集国家的人力、物力，敦促完成。而近代从晚清到民国百余年时间，内忧外患不断，政局动荡不安，政府往往自顾不暇，编制国家书目这样的文化建设，自然就无从谈起了。国家书目的缺位与当时民间书目著作和目录之学的繁荣，恰成鲜明对比。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书目编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巨大变化，伴随着新中国出版事业曲折前行的步伐，书目著作的编撰和出版，曾有几次大的起伏。其间由于受到左倾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干扰，书目工作一度出现大的挫折，但总的来看，广大目录工作者还是在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科研发展的需要下，编撰了不少类型各异的书目著作。特别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腾飞和出版事业的迅速发展，各种专科专题书目、推荐阅读书目、地方文献书目、个人著述书目，以及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联合书目，被大量地编制了出来，书目著作出版空前繁荣，远迈前代。

与近代执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缺位正好相反，当代书目出版事业之所以形成历史高峰，正是人民政府大力组织和加强领导的结果。相对和平的政治经济环境，计划性特征明显的体制结构，使得国家在文化工程建设中，充任了关键角色，承担了主要力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那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出版大项目，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无一不依靠于政府的全面规划和大力投入，才得以最终告成，半个世纪前前辈学人力所不逮的文化宿愿，才得以最终实现。而近代书目类型中不应缺席的国家书目，也在当代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一部接着一部地编印了出来。年鉴性的《全国总书目》，从1955年开始，陆续的分年出版问世。1978年，国家还成立专门的书目文献出版社，组织大批专家，不仅编印了影响深远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现存中国古籍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和鉴别，摸清了家底，另外还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馆藏文献为基础，对民国时期出版的124000余种图书进行了回溯性整理，编印了20卷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从而填补了国家书目史上20世纪上半叶的空白。

新时期国家书目的编制，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仅就出版的角度而言，它可从宏观上反映一个国家某一阶段时期各类别图书的消长状况，以及整体的出版轨迹。《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图书12万多种，虽说有所漏收，但基本上再现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的全貌。这一出版数字，几与现存古籍数量相当，表明着20世纪前半期我国出版的巨大进步；然而，若与2005年我国一年出版新书超过20万种相对照，今之出版业较之于往昔，又是胜出多多。当前图书出版量之大，人们已习惯用“浩如烟海”一词来形容，这一方面固然给人们选择文献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利用文献增加了查全查准的难度。在这种文献日益增长与人们有效利用这一对矛盾下，有一种在范围综合上类似于国家书目，在文献著录上注重选择，在揭示报导上加强深度的书目著作类型，便应用而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大辞典》，和与之衔接的分年度出版的《中国图书年鉴》，就是这种书目著作类型的典型代表。

《中国图书大辞典》收录图书的时间跨度，起至1949年，讫于1992年，从这42年全国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共84万余种各类图书中，选择了10万种认为是优秀的和有代表性的图书立目，每一条目在著录图书的副名、著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篇幅、册数等基本事项外，重点性地扼要介绍了各书的主要特点、内容及其评介。全书正文按学科分类编排，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有序地统辖10万条条目，22大类包罗无遗，见其学科范围之广；同时在释文上强调以介为主、评介结合，延续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又见其揭示报导之深，从而与一般仅简明性著录的国家书目区别开来，显示了此种书目著作类型的独特价值和时代应变特点。至于1992年以后出版图书的揭示和报导工作，则由《中国图书年鉴》“新书简介”（2005卷起改为“年度重点书简介”）栏目，逐年性地延续了下来。《中国图书年鉴》继续在湖北出版，其10%左右的选书比例，22大类的编排体系，评介结合的释文特点，均如《中国图书大辞典》，一任其旧，一脉相传。

从篇幅来看，《中国图书大辞典》全书15卷，19厚册，16开全精装，约2500万字，比我国最大的书目著作《四库提要》还要多10倍左右，是我国有史以来篇幅最大的书目辞典。《中国图书年鉴》现在也已出版了13卷，每卷均为一厚册。如此规模巨大、前后相接的文化工程，同样得到了政府力量的大力襄助。在《中国图书年鉴》2006卷出版之际，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决定成立《中国图书年鉴》全国理事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中国图书年鉴》的福音。作为《中国图书年鉴》主体部分的“年度重点书简介”栏目，一定能继《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后，继续保持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书目特点，在全面集中展示各年度图书出版精华，深度报道反映科学技术研究和文化艺术创作成果，为科研、教学和历史提供系统资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