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近百年间，西方诗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东方诗歌的热潮，唐诗宋词对西方诗坛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次外来的别的文化，西方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德国的歌德就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文化，并以此为荣，他1819年出版的一本诗集也以《东方和西方》命名；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模仿唐诗宋词写了大量的诗歌，同是“湖畔诗人”的重量级人物柯列律治以成吉思汗为题材，写出了西方（甚至世界）诗歌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忽必烈汗》；在法国，唐诗宋词对诗人的影响更是巨大，法国上流社会的沙龙文坛里，贵夫人们也以能够写唐诗宋词为荣耀，戴保德-瓦茂尔夫人就以一首《定风波》享有盛誉，全诗如下：

晨折蔷薇欲赠君

多多攀取入罗裙

裙带过牢花过满

迸断

尽随风去乱纷纷

花入海中随海水

长逝

浪头红似火烧纹

今夕犹存香细细

衣里

阿侬身上请君闻

在这里我就以这一首诗歌为话题，谈谈对中法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一点思考。

首先，我们选一首中国人写的《定风波》来作一下比较。那么，选谁的才比较合适呢？在全宋词中，共有《定风波》词（包括《定风波令》和残篇，不考虑存目的）七十七首，这对于两万四千多首宋词来说，不是热门的题目，戴保德-瓦茂尔夫人能够选这样的题目做诗也说明了宋词对她的影响之大。如果选一位男性诗人，是中国乒乓球男子对法国乒乓球女子，显然有失公允，也不好进行比较；在为数不多的宋朝女诗人中，写《定风波》的更少，本来要用李清照的诗歌作比较，但是考虑到级别不同，所以作罢，再者，李清照也没有写《定风波》。我想起来一个人，魏夫人，她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曾布的妻子，而曾布不但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也是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徽宗三朝重臣，魏夫人被封为鲁国夫人，当然的是贵夫人。无论从身份、地位、名气上，魏夫人和戴保德-瓦茂尔夫人都是如此相当，恰好魏夫人也只写了一首《定风波》。我常常为东西方文化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而叹息，这一次我简直相信女娲和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有过商量。魏夫人的《定风波》如下：

不是无心惜落花

落花无意恋春华

昨日盈盈枝上笑

谁道

今朝吹去落谁家

把酒临风千钟恨

难问

梦回云散见天涯

妙舞清歌谁是主

回顾

高城不见夕阳斜

这两首《定风波》一旦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禁不住叹息，东西方文化实在是天合地作的一对，如果它们发生了冲突，都是人类自己作孽，消耗自己，毁灭自己，东西方社会实在是应该在友好共处的和谐气氛中共同发展才对。

还是让我们来比较分析一下这两首诗歌，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做出一点贡献。首先从内容上来对比一下：戴保德-瓦茂尔夫人的《定风波》是以一位少女的身份来写的，写一位热恋中的少女为了自己的意中人而不怕麻烦，冒着危险去摘花，那种为爱情而乐于付出的精神实在是让人感动；魏夫人的《定风波》则是一首相思诗，写一位少妇对自己丈夫的无限思念之情，怨恨与眷恋，惆怅和痴情，同样给人美的情感熏陶。可以这样说，如果是在今天，戴保德-瓦茂尔夫人和魏夫人写的就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是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而已。热恋中的少女和新婚中的少妇是应该有所不同的，这可以不可以看作是对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比喻呢？我看也比较恰当。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吧。

戴保德-瓦茂尔夫人《定风波》中的少女，虽然穿上了唐装宋服，但她仍然是西方的，那种大胆泼辣、热情奔放、风流蕴籍的情怀，非那时的中国少女所能够有的。你看她，为了讨好情郎，攀到大海边的高处去摘蔷薇，若有不慎就会跌下，落入大海，变成西方的精卫，但她毫不在乎，一边摘花，一边想着情郎，惟恐情郎抱怨她摘的花太少，其实是她对情郎爱得太深啊！很难想象，东方的一位少女会爬高上低地摘花献给情郎，中国的男人们如果这样去做，也可以称得上疯狂和前卫。但她还没有表演够，手里拿不了那么多的花，她就干脆掀起裙子，用裙子兜着千辛万苦摘来的花儿，注意这个细节，东方的任何一位少女都做不到，就是现在也不行，除非她另有所图。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三位姑娘站在大海边看风景，一位是法国人，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中国人，海上突然刮起大风，掀起冲天巨浪，三位姑娘都被眼前的壮景所陶醉，这时，大风也掀起了她们的裙子，吹动她们的帽子，三位姑娘就有了不同的表现：日本姑娘是一只手按着帽子，一只手拉着裙子，又怕丢帽子，又怕丢人；中国姑娘是两只手都拉紧裙子，坚决不让风吹起裙子，至于吹走帽子，那是小事；法国姑娘则完全不这样，她一任风吹来，帽子飞了，她可以不要，裙子掀起来更不算什么，她奔跑着，喊叫着，完全陶醉在那美好的风景中。这显然是一个杜撰的故事，但是，故事反映的文化底蕴却是真实的：日本人，凡是我的什么都不能丢；中国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法国人，享受生活，无拘无束。不同的民族文化底蕴，导向不同的民族心态行为，世界各民族，真的应该相互交流，互补共荣。

再看看魏夫人笔下的人物形象。因为思念，她喝了许许多多的酒，以期把自己灌醉，好在夜里睡安稳些，可是，相思的梦啊，怎能用酒消除得去，这一夜又是辗转反侧。天明醒来，相思中的人还在天涯，抬眼遥望，哪里能够看见心上人的影子，只看见昨日还盛开的花朵已经凋落，她更是伤心，正像那花朵一样啊，美好的青春就这样又空空地消失了一天。她恨，她怨，她在庭院里又唱又跳，以徒消解心中的烦闷，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她唱得累了、跳得倦了，也不肯休息，眼看着夕阳西下，又到了晚上，她又要重复昨天的故事。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地度过啊，每天的相思都没有结果，一切都在重复着，只有青春老去，这如何让人承受得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典雅娴静、温柔多情在这里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而且极富有典型性。但是，无论怎样难熬的日子，那时的中国妇女决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她连家门也没有迈出一步，更不用说什么千里寻夫了。柳永，北宋王朝中最具名声的风流才子，是生活中胡闹、情场上胡来的滥情高手，但是他笔下自己相好的妓女也只不过是对他充满了相思而已；周邦彦的艳情词写得最低俗，他笔下的佳人也只是一派中国风光，决没有西方的这种风韵和浪漫。至于描写妓女的诗歌，也应该另当别论，这里不再涉及。

不但人物形象存在差异，这两首诗歌在表现手法上也各有特色。先说戴保德-瓦茂尔夫人的《定风波》。戴保德-瓦茂尔夫人运用动感手法表现人物，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浪漫、奔放和激情四溢的气息。我所说的动感不是指动词的使用，而是指作者运用所有的词语为诗歌营造出来的一个具有动态的诗力场，这个诗力场使整首诗歌富有流动感，刻画的对象具有张扬性、开放性。采花的少女无处不在动，无时不在动，处处在表达着爱情的狂热。她不但脚动，而且手动，更有心动。“衣里/阿侬身上请君闻”，这最后一句的心理描写，把这采花少女的形象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使整首诗歌构成荡气回肠的气韵，仿佛一个五彩斑斓的球在我们眼前转动不已，无论我们从那一个角度去看，都具有美仑美焕的效果。

魏夫人的《定风波》则是一种静态的美，人物动作的设计也给我们慢镜头的感觉。无论人物是“把酒临风”还是“妙舞清歌”，给我们的都是娴静、安谧的感受。“把酒临风”是静止的画面；“妙舞清歌”给我们的感觉是镜头在动，而人物却以一种美妙的姿势摆在那儿。人物心里的内在动荡，与人物行为的外在收敛构成张弛相间的艺术魅力，让我们心荡神溢。“内心狂热，外表冷漠”，这句歌词最能表达中国女性对爱情的品味和品位。然而，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我们就会为中国女性受到的种种束缚所叹息——爱着，并被压抑着痛苦。在安徽民歌中，有一首叫《摘石榴》，女主人公为了爱情，“昨儿天挨了一顿打，今儿天挨了一顿骂”，被逼无奈，她只好与情郎一起离家出走下扬州去了。正当的爱情，却不被正当地对待。为了自己的应有权利，却付出不应有的代价。当西方用浪漫主义文学掀起人类个性大解放的时候，我国对妇女的束缚正“如火如荼”。直到今天，当韩国的《野蛮女友》受到中国女性的欢迎时，仍有一些封建士大夫的遗子遗孙们在大喊：“发乎情，止乎理。”这时我就会想起平阳公主质问汉文帝的那句话，为什么你可以妻妾成群，而我却不可以。

诗歌，或者文学，或者文化是干什么用的？当我们一次次扪心追问这个问题时，其实这正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感到了无所依附之时，其实质，是我们的生命价值无法标衡啊。对于文化的研究，也许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自己，找到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生命价值体系的坐标点。当我们以生命同体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困惑着的、孤独着的、热爱着的生命时，爱情的品味和品位就会别有洞天——爱着，并且快乐地拥有着！为那自由的、自然的、自觉的、自强的、自尊的、自我状态的生命体欢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