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之后，“新月派”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

其实，这些话用来评价鲁迅的讲演也未尝不可，他的讲演同样的刚性、挺拔，有时甚至很锋锐，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1927年10月25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演讲一开头就声明：“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他在《集外集》自序中也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1932年11月27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随后（12月1日—2日）刊登孤萍的《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尽管他自认“不善于演讲”，讲的不如写的，但是他的讲演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1932年11月22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回忆说：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的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

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发表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八）：鲁迅》一文说：“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干脆把自己的一本杂感集取名《南腔北调集》，作为“答复”。他在《题记》中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演讲，大多数时候，他去演讲，往往是主办方再三邀请，盛意难却而去的。他在说话时并不口吃，这一点大凡听过他讲课、演说、谈话的人都可以证实。“至于说用语是‘南腔北调’，也是一种诬枉。鲁迅虽生长东南，而居北方甚久，说话虽较低缓，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但吐字清楚，条理明晰，绝无倒南不北，缠夹不清之弊。”“他说的国语，略带一点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证比喻，又均适贴而富于幽默感，使听众既易理解，又感兴趣。”“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一定都能证明：鲁迅不但善于作文，就是演讲，也很能吸引听众。”

二

1912年，鲁迅在教育部举办的暑期演讲会上讲美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讲的内容和他那一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大致相同，但讲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鲁迅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鲁迅一生至少做过六十多次讲演，横跨了1912年他任职北京教育部到1936年在上海谢世的二十四年。讲演成为他表达思想、面向社会、特别是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二十四年中，他的六十多次讲演影响及于几代青年。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一生所作的几回讲演“都是很重要的”。

当然，最为轰动的还是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师大的那次讲演，虽然内容并不是最精彩的。讲演先是准备在风雨操场的大礼堂举行，窗户上、讲台上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连鲁迅上讲台都很困难，是从人丛中挤进去的。讲演只好改在大操场露天举行。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句“到大操场去”，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出。

于伶回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

俞芳回忆：“在大操场的排球场附近摆着一张大方桌子，鲁迅先生就站在这张桌上讲演。听众很快地围在桌子的周围，前面的坐着，后面的站着，密密层层的。我在礼堂内倒是占着较前面的位置，而挤到操场却在较后面了。那天天气较冷，有风，当时又没有扩音器，而且鲁迅先生又要照顾四周的听众，在讲演中，只得经常转换方向。讲演的内容听不大清楚，现在也记不全了。”

在这前后，他在北平的几场讲演，每一次会场几乎都被青年“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鲁迅的讲演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大的号召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青年思想逐渐激进，向左翼靠拢，鲁迅的人气迅速上升。林辰认为，青年人对鲁迅的热情固然是由于他数百万言的著、译，也由于他浩然独立的人格与独具一格的个性魅力，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他的讲演本身，常常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有着坚实深刻的内容，并不像他自己常说的“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只能讲讲我近来所想到的”。郑伯奇曾几次陪同鲁迅前往上海的大学演讲，他的看法是：“鲁迅先生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正如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将这理论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演讲技巧，单是他的讲题就常含苦心，精心所拟，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同时，他的讲演嬉笑怒骂，并不气闷。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中说：“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

1927年11月6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一位听众留下这样的记录——他讲到广州的蚊子多，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看着大家笑。——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

1928年5月15日，应陈望道之邀，鲁迅到上海江湾的复旦实验中学讲《老而不死论》，陈望道回忆，“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

1930年2月，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讲绘画，快要结束时，他说：“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演讲与口才》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题为《鲁迅的演讲观》的文章，作者指出，鲁迅虽无意做一个演说家，却成了杰出的演说家。鲁迅也没有专门研究过讲演的理论和技巧，但其讲演却每每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而且他的讲演从不拖泥带水，浪费听众的时间。

鲁迅的讲演中不仅时时迸闪出思想的火花，无论是讲演本身还是回答听众的提问，还常常有一些令人难忘的隽语。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结束，在休息室有青年表示，希望他留在北平教书，他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有人问他住在上海的感觉，他则回答说：“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有时无影无踪，使敌人扑空。”听众禁不住大笑。

三

鲁迅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先后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之下，他对现实的不满始终如一，他从不给当权的武人好脸色看，当然当权者也不喜欢他，更多的时候，他处于边缘、民间，与达官贵人没有往来，他演讲时也从不看人颜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他宁愿不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演讲毫无忌讳，什么都敢碰，他还是有分寸、有节制的，并不“冒险”。

鲁迅的《而已集》中有一篇《略谈香港》：“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他向来不主张“震骇一时的牺牲”，而主张“深沉的韧的战斗”，主张打壕堑战，而不是许褚式的赤膊上阵。从北到南，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老生常谈”，无非因为真的“民国”并未出现，只有“军国”、“党国”，天下老鸦一般黑。他到厦门不久，就发现那里的“社会和学校也和北京一样腐败”。他到广州，又发现所谓“革命大本营”，那里的人民“并无力量”，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目睹了“三·一八”，又耳闻了“四·一二”，见证了广州“四·一五”的清党杀戮，青年的人头、热血，让他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痛苦。面对这样的时代黑暗，他说过“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他也说过“一演说，就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无论如何，他决不帮闲，所以即使在殖民地香港他也要喊出“老调子已唱完”，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时代强音。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北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为陕西省长的军阀刘镇华请他到西安讲武堂给士兵演讲，并托人示意，要他换一下题目，可他不愿为军阀捧场，只肯讲小说史，碰了钉子的刘镇华几乎要撕下“礼贤下士”的面具，经人劝阻才罢。当地《新秦日报》因透露了刘氏“怒形于色”的消息而被罚停刊几天。

1927年2月，就连鲁迅应香港青年会之邀前往演讲，英国殖民当局也不大欢迎，还在赴港的船上，就有船员为他的安危担忧，以为他去香港“说不定会遭谋害”。他在《略谈香港》中说：“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2月25日，他给章廷谦写信说：“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1929年12月4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饭厅讲演《离骚与反离骚》，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还直接批评了胡适和“新月派”。他在1934年12月1日写信给杨霁云：“在暨南的讲演，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

鲁迅1932年的北平之行应邀做了密集的五次演讲，号称“北平五讲”，其间有种种不利于鲁迅的传闻，小报上散布着许多恶毒的诽谤，有人说他此次重回北平是“卷土重来”，是来抢饭碗的，所以他才会多次公开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卷土重去”。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甚至连逮捕公文都已写好了，由于27日是休息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缺了一个“官印”，28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至少当天他不至于离开，“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远不再来了”。逮捕他的公文白白预备了。这是深知内幕的朋友后来告诉鲁迅的。

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那天，确实有听众被当场捕去，事后，中大还有人继续被捕。许多人为鲁迅的安危感到担忧，他离开北平之后，一时传说纷纭，或说他在车站、或在火车上遭到暗算，北平的青年学生有人主张散发抗议宣言，有人主张示威游行，后来从周老太太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知他已于11月30日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了心。

1934年12月16日，鲁迅写信给杨霁云：“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不过，说到底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曹聚仁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四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演讲记录，粗略地看，鲁迅一生的演讲大致上可以分为六类，关于中国文明与改革的艰难与曲折、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学与革命与其他的关系、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读书和美术方面的见解、其他的即兴话题。透过这些演讲，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明史、国民性鞭辟入里的深刻认识，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革命的一针见血的看法，他对读书、对艺术、对人生的见解，有时候，他的讲题本身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比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老而不死论》、《象牙塔和蜗牛庐》等等，仅这些命题就足以垂之精神史，启迪后世。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名字已经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没有人能够回避。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真实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有他的精神限度，他的求学生涯、读书兴趣、知识结构、人生经历，他的性格、脾气、爱好、家庭出身乃至地域背景，都决定了鲁迅何以成为鲁迅。我们不会忘记正是他选择了独立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即便是他日渐被迷雾笼罩的生命黄昏，他对纷繁复杂的世事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判断，他一直对形形色色的力量保持了某种警惕与清醒，他对“四条汉子”、对“太阳社”和“创造社”等都有过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些在他的讲演当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流露。独立思考——始终是他对青年的谆谆教诲，他一方面力图站在边缘、民间、底层大众的立场，他在不少作品中表达出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一切人间的不平、非文明的因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蔡朝阳是鲁迅故乡绍兴一所高中的优秀语文教师，他发现信奉尼采的鲁迅有很多文章有意、无意间露出了对普通民众居高临下的姿态，《纪念刘和珍君》等文不断出现“庸众”、“无恶意的闲人”等字眼，鲁迅对普通民众的麻木、冷漠、不觉悟表现出了无比痛恨和蔑视，他感到鲁迅对普通民众一直有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的情绪，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鲁迅的有些文字“很冷，甚至有些油滑”，没有宗教信仰的鲁迅之所以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靠的不是爱，而是“阴冷”。画家陈丹青只看到其“好玩”的一面，没有洞察其“阴冷”的一面。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性的。面对鲁迅，今天的中国有两种很不好的倾向，一种是对鲁迅的偶像崇拜，乃致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准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种是全盘否定鲁迅，以打倒鲁迅为目的，这都是我不能认同的。

从鲁迅留下的讲演记录稿，我们不难看出，他伸手拈来、他常常列举的都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历史、现实中的事情，他对源自希腊的西方主流文明，对法国启蒙运动，对英、美文明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几乎很少涉及。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学养、他所吮吸的精神滋养或许差不多够了，但作为思想家，作为二十世纪本民族的精神巨人，他未能呼吸而领会到欧风美雨，更好、更多地饱吸人类主流文明的乳汁，这是毋庸置疑的缺陷。这一点，我曾和朝阳讨论过，他认为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接近的是尼采、叔本华一路，就其美术、美学的兴趣来看，也是如此。鲁迅作为文学家，是从感性出发的，作为思想家，只是生存哲学层面上的，其表达是诗性的、直觉的，缺乏逻辑推演，属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这一谱系。所以他很怀疑，欧美文明中基于经验主义的常识理性，即使鲁迅接触到了，也未必对他有很大意义。当然，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

在鲁迅离世七十年后，鲁迅过时了吗？鲁迅的时代过去了吗？这些问号，每个人只要翻开鲁迅的那些小说、杂感，就能作出各自的回答。他的杂文不是篇篇精品，其中有大量混战的产物，有许多晦涩、隐晦、曲折的文字，有嘲讽甚至也有他不主张的谩骂，但他确实常常用小题目做出了大文章，深刻、透彻、清晰。狂妄不可一世的李敖，2005年秋天在北大讲坛上的表演，曾经迷惑、欺骗、倾倒了许多青年，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接受过人类普世价值的青年，然而，如果对照阅读鲁迅的《二丑艺术》，短短千言，洞若观火，足以让李氏的戏法原形毕露。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说到马列的阶级论，鲁迅的信仰之路并不平坦，但他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具有强烈内省气质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不妨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主义者。他对权势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距离，表示了蔑视，不仅态度决绝，而且身体力行，这是足以为后世知识分子效法的。鲁迅是真挚的，他对本民族的阴暗、灰色的一面看得很透，他洞察人性的幽暗与卑微，但他对这个他与生俱来的民族始终怀着热望，他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掀翻“吃人的筵席”，他发出的第一声呼号就是“救救孩子”，这一切我们也都能在鲁迅的演讲中读出。无论如何，鲁迅的缺失，正是我们今天起步前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