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炳是《水浒传》“浔阳楼宋江吟反诗”里的一个重要角色。之所以说其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他，宋江以后的故事就无法展开了。有了他就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了，是他硬将宋江“逼上梁山”的。黄文炳何许人也？黄文炳乃一闲通判。他为何丢官而闲居家中，《水浒传》里没有交代，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不像有些丢官人一样，或隐居山林，或消沉不振，而是闲通判不闲，照样关心国家大事。江州浔阳楼墙壁上那么多题诗，他偏偏看中了宋江的那一首，而且马上就嗅出了宋江诗词中的“反意”来，不能不说其政治嗅觉的灵敏。写反诗罪该绳法，黄文炳深知这一点，为了慎重起见，他又再读再品，一句一评得出题诗的是个自负不浅、不依本分的配军，最后才得出“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的结论。事后，他又找来店小二打听写诗人的情况，借笔砚抄下藏在身边，吩咐保护现场，可见其颇有见识。反诗关系到国家安危，虽然家近在咫尺，却不回家，在船上过夜，可见责任心之强。第二日拜见蔡九知府是先打听“京师近日有何新闻”？当蔡九知府告知东京小心歌谣，他马上分析出谣言所隐藏的祸端，这才抖出浔阳楼的反诗，建议知府立即捕人，以防意外，可见其颇有心计，办事干净利落。宋江被捕后深知死罪难逃，在戴宗授意下，他“尿屎秽污全不顾，口里胡言乱语，全无正性，浑身臭粪不可当”，装疯装的逼真，瞒过了众人，就是瞒不过黄文炳，可见有眼力。为救宋江，吴用是绞尽脑汁，先用计把圣手书生萧让及玉臂匠金大坚“骗”上山，然后请萧让模仿蔡京的笔迹写了家信，又请金大坚刻了“翰林蔡京”的图章盖在家书上，吴用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被黄文炳一眼识破。从家书上过时的图章这个极不为人注目的地方，识出破绽，这也是的确不简单的。这一切都说明，黄文炳缜密精细、敏锐善断，有着非凡的才干，同时还有着关心国事的忠心。黄文炳说得上是一个非等闲之辈。从这个角度讲，黄文炳揭发宋江的反诗，是尽忠尽责，并不是“害人”。

宋末社会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外族的侵扰，二是权奸专横误国，三是宋徽宗骄奢淫逸，不理国事。在当权集团举世皆浊的昏聩中，要不就像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举旗造反，推翻这腐朽的王朝，要不像一些开明之士一样去实现改革，去挽救这王朝。而黄文炳，要他去造反不可能，因为这如宋江所言，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勾当；要他去搞变革，他没有这个机会和权力。故此他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尽显忠心。身处去官闲居之境，处在外扰内乱之秋，黄文炳能如此，还是难能可贵的。

像黄文炳这样忠心的谋士干才，居然为官场不容，使之丢官，闲居在家，也反映出赵宋王朝的腐朽。从黄文炳处理宋江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看，他并非“心地匾窄，”“嫉能妒贤”，“阿谀谄佞之徒”。如果他真如作者所言的话，那他也不会是个闲通判。至于宋江攻打无为军，杀掉黄文炳，完全是出与个人狭隘的复仇思想作祟。题反诗时的宋江是没有一点反意的。之所以题反诗，是“名又不成，利也不就，倒被文了两颊”的牢骚，他自己也承认是“狂言”。既是“狂言”，被人揭发，黄文炳又何罪之有呢？笔者认为：黄文炳有罪就罪在他断送了宋江的“功名”，迫使宋江不得不做出“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事情来——即上梁山为盗。只有杀掉黄文炳，宋江才能解心头之恨。从另外一个方面讲，黄文炳这么一个闲通判。他又不甘寂寞，时刻伺机表现自己，无事找事，多事生非，惹出事端，最后引火烧身，这也是他必然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