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仰韶文化的居住遗址中，发现了一种大房子。这种大房子，往往有若干中小型房屋围护四周。显然，这是一处服务于公共活动的公共空间。姜寨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一号房址，面积128平方米，半坡遗址的这种房子有160平方米，据考古学者分析，这种房屋“可能是供氏族成员共同活动的场所”（《西安半坡》，20页），“可以容纳较多的人集会议事”（《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354页）。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这种“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条件下，氏族组织的成员们聚合于一室，围坐在火堆旁召开民主会议的情形。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帝尧的时代，洪水滔天。尧召集“四岳”开会，让他们推举治水的人。尧和“四岳”，也就是四个部族领袖的高层会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峰会”了。“四岳”推荐了鲧。帝尧认为鲧不能胜任。“四岳”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强请试之”。帝尧于是任用了鲧。这或许反映了当时部族军事民主制度实际上可以否决最高权力者的决策。然而鲧治水九年，“功用不成”，帝尧对他的惩罚，竟然比对叛乱者的惩罚还要重。这或许意味着已经初步迈进文明时代的政治权力对古老的原始民主制度的否定。文明初期的另一次著名的会议，即《国语·鲁语下》：“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部族联盟的领袖大禹召集“群神”（应当是指各个部族或者部族联盟的首领）在会稽之山举行会议，防风氏迟到，竟然被大禹处死。看来，在文明初期，“开会”，已经有了庄重的形式，已经有了严肃的纪律。当时“会”的召集人，竟然对出席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据说“会稽”地名，就由来于禹主持的这次会议。

“开会”，应当是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

“开会”的最初的意义，是倾听各方面的多种意见，以利于正确的决策。《韩非子·八经》讲执政者集思广益的道理，说：下等的君主“尽己之能”，中等的君主“尽人之力”，上等的君主“尽人之智”，所以在需要进行决策的时候，应当调动各方面的智慧，“一听而公会”。就是说，要全面地听取各种意见，这种形式以“开会”为最好。按照陈奇猷先生的解释，“公会”，就是“公开会合以辩难”，也就是《韩非子·解老》中所说的“议于大庭”。秦孝公在启动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进行的有关是不是可以“变法”“更礼”的著名辩论，也就是这种“公会”。

秦始皇时代，讨论应当推行封建制还是推行郡县制，也曾经在御前开了一次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的会。李斯的发言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影响了两千年中国政治的方向。他那篇杀气腾腾的主张焚书的著名报告，也是在一次朝廷“开会”的时候发表的。虽然后来有人为他辩护，说焚书的事是时势所决定，不该李斯个人负责，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然而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开端。有意思的是，秦二世胡亥当政之后，赵高说，陛下年纪小，“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如果说错了话，岂不是当着群臣丢了面子？秦二世听了赵高的话，朝议的制度废除，再也不“开会”了，有事儿只和赵高一个人商量。身为丞相的李斯后来连皇帝的面儿也见不上，更别说在“开会”的时候发表什么意见了。

在专制时代，“开会”曾经成为一种展示和炫耀权力的机会。秦始皇建造阿房宫，专门用来举行朝会的富丽辉煌的前殿，就是规模极其宏伟的大会堂，据说“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可以坐万人”朝会的殿堂，象征着这位用武力“并一海内”的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的无上威权。近来考古学者发现，这座前殿当时并没有完工。如果秦始皇时代真的开了万人大会，那么中国就又拿了一个世界第一了。刘邦取得天下之后，儒士叔孙通为他设计了朝会的礼仪，经过多次演习之后，举行了正式的朝会，在极其严正肃穆的气氛中“开会”，贵族群臣无不“振恐肃敬”，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的。刘邦于是得意洋洋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唐代诗人卢纶的《皇帝感词》诗所谓“山呼一万岁，直入九重城”，就反映了朝会隆重庄严的气氛。后世各种各样的“会”，往往有形式主义的痼疾，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

皇宫朝会常常有礼仪大典的性质，但是也往往以议政作为主要内容。于是开始出现了“会议”的说法。汉代朝臣“开会”有确定的日期，称作“会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曾经说道，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每朝会议”，都只是一一分析诸事原委，预想出各种可能，让皇帝自己进行决策,“不肯面折庭争”，决不和皇帝直接发生正面的争执。他曾经和公卿大臣事先协商，有了一致的意见，但是一到朝堂上，看到皇帝的脸色，却又违背原先的约定，以顺应天子意旨，“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可见，这种“天子与公卿议”，“天子问群臣议计”，“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的所谓“会议”，往往“会”而不“议”。如东汉学者蔡邕《独断》卷上所说到的，每当行政有“疑事”的时候，即“公卿百官会议”，看起来似乎是采取了群议、集议的形式，但是最终的决策，实际上还是定于帝王一己，并不能改变政治决策专权独断的性质。到了明代，甚至经常发生因为在“廷议”、“廷辩”有违“圣意”，以致用“廷杖”的方式严刑惩处言官，杖责于殿阶之下，往往当廷毙命的情形。

后世的许多“开会”的程序，甚至以“民主”为标榜的会议，其实都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非民主的实质，就是因为遗传千百年的专制形式的基因，一直在影响着政治生活的缘故。事实上，在许多时代，已经没有“公开会合以辩难”，“议于大庭”的形式了。

对于“开会”，《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若干人聚在一起议事、联欢、听报告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一样的。书证引的是老舍《龙须沟》第二幕：“我上民教馆开会！”大概随即就出现了“闭会”的说法。“闭会”，被解释为“会议结束”，书证是张天翼《混世魔王》：“混世魔王还庄严地致闭会训词。”看来，“开会”这一语汇，应当是近代才真正出现的。人们通常说“开会”“闭会”，如果“会”达到一定规模和等级，又有“开幕”“闭幕”的说法。似乎“开会”如同一种表演的开始。

历史迈入近代，“开会”的形式愈益纷杂繁多。人说“共产党的会多”，更反映了在一种特定政治形态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开会”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密集，有时候是以政治热情的空前高涨为背景的，也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需要为背景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开会”是要有人组织和主持的。毛泽东引述了当时人形容农会的话：“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毛泽东说，“的确不错”，当时城里、乡里，“确实是委员世界。”以“开会”为专业的人员逐渐增多，是特殊的历史现象。于是我们看到，频繁的“开会”，和行政机构的繁复重叠以及行政领导的人浮于事形成恶性循环。“开会”，后来成了一些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又继续要求别人再“开”更多更多的一系列的“会”，接受关于各种各样的“开会”的报道，以及关于各种各样的“会”的传达。下层必须按照一级一级用“开会”的形式布置的要求，通过“开会”的形式，来学习、领会和落实上层某次“开会”的精神。多少人的年华，被无穷无尽的“开会”消磨耗蚀。“开会”的名义多种多样，“开会”的形式形形色色。也许可以说，“开会”，可以导致公共空间的扩张，但是又造成对个人空间的压迫。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开会”实际上是少数人个人空间的极端膨胀，严重压抑了多数人的个人空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报纸上发表《开会迷》，尖锐讽刺了那些以“开会”为专业的官员，得到了列宁的赞赏。列宁说，我们确实处于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的状态中，应当指出这是很糟的状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艺术家马三立的相声《开会迷》，也讽刺了同样的现象。又过了30多年，在被誉为“春天的故事”的邓小平1992年南行，也传达了这样的清醒的意见：“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其实，以“开会”为形式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汉代字书《说文解字》说，“‘会’者，合也。”“开会”除了有利于造势（如前面说到的湖南农民“浩浩荡荡，出队示威”）之外，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统一认识。可惜，许多次“开会”虽然有“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宣传，却并没有能够真正将与会者的心和力“合”起来。也许在越来越讲究效率讲究质量的今天，行政管理者会逐渐认识到“开会”的科学形式和实际效用，其实是体现出执政能力的。

历史在演进，“开会”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具体样态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推想未来的“会”，应当是形式比较合理，内容比较紧凑，功效比较突出，从而对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也比较明显的社会活动形式。新时代的“会”，还应当有另一个趋势，这就是与经济活动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样的趋势，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