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朋党”，按《辞海》的解释，原本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这种党派门户之争，不能说全无清浊是非之分，但互相攻伐的结果，往往是敌对的双方都难免意气用事，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使政局变得日益混乱，政治变得益发腐败。所以，不论所取何义，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都暴露了封建专制的阴暗一角。

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及其吹鼓手都提倡以礼仪教化为治，因而形成了讲“德”治而不讲法制的传统。但在政治运作中，由于硬性的制度约束不健全，光靠软性的道德教化来约束人，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个时候，生产力很不发达，仓廪不实，腰包未鼓，人们的各种需要很难得到满足。此时，光讲一个人要知礼节、守礼节，不要有非分之想，显然有唱高调之嫌，不合常情；倒是见利起意或见利忘义，时不时突破道德的底线去钻制度的空子比较正常，也更合常理。求诸实际，官员们在替皇家办事的过程中，为压制甚至打击政敌，获取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难免要常常利用同门、同乡、同年等多种关系，结成各种利益集团，各类“朋党”也就因此产生了。当各种利益搅和得如一团乱麻时，朋党之争也就日趋激烈，而朝政也日渐脱离正轨，走上邪途。尽管最高统治者也可能采取严厉措施以铲除朋党，如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但由于历代王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难以摆脱播龙种下跳蚤的怪圈，以至继任者驾驭政治的能力越来越差，因而，朝政不仅难以因打击朋党而得到扭转，反而因按倒葫芦起来瓢的效应而益发腐烂下去。而且，一个王朝的寿命越长，朋党问题就越是盘根错节，就越可能在这种扰攘不息的政争中走向尽头。回顾历史，汉、唐、宋、明，概莫能外。

有趣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官僚政治中，历朝历代都有很多饱读诗书、浸淫于儒家政治伦理的士大夫，他们不仅对前朝“朋党”问题的为害之烈有深刻认识，而且对当朝“朋党”问题也特别敏感，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他们多认为，“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于是，就难免要以一副忧心忡忡的姿态提醒君上“塞朋党之门”，“禁朋党以厉百姓”。应该说，他们的动机是为了皇权永固，朝政清明；他们的目的是要防微杜渐，甚至未雨绸缪，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常常搞过了头，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甚至拿“朋党”作整人的幌子，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而君上一旦误入这一圈套，雷霆大发，打击的就是一大片，而且往往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遭殃小人得志。结果呢？必然就是正士远离权力中心，抱道君子齿冷心寒，朝纲日渐紊乱，朝政日渐腐败。如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新政甫行，就遭遇到这样的怪事：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极力反对改革，反对新政，但他们并不直接攻击新政，而是攻击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使出的杀手锏就是诬蔑范仲淹和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为“朋党”。一般而言，任你如何清白，只要被戴上“朋党”的帽子，就万事休矣，因而气得大文豪欧阳修牙根痒痒，立马作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朋党论》予以回击。他的这篇《朋党论》雄文，今天读来，仍有深长意味。

与常人朝结党营私方面去看“朋党”问题不同，欧阳修对“朋党”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对“以同道为朋”的君子朋不必紧张，对“以同利为朋”的小人朋就不必客气。为什么？因为明道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所以，他提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倘能如此，不仅不会引发朋党问题，导致朝纲紊乱、朝政失序，而且还将达到“天下治矣”的目标。他所提出的“君子朋”与“小人朋”、“真朋”与“伪朋”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只不过要王朝末期的君王退伪朋、用真朋，实在是太难了。

明代自万历中叶以来，也是党争不断。东林党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互相倾轧，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夏允彝在论及明末朋党之争时，慨乎言之：“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崇祯帝即位后，果断地处理了阉党逆案，似乎给晚明政治带来了一线希望。遗憾的是，他虽然打击了阉党，稳住了阵脚，但并没有能够从朋党的阴影中走出来，也没有把大明政权从党争的阴影中拯救出来。崇祯帝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所以用人不专，奖惩随意，朝令夕更，这就弄得官员们手足无措，动辄得咎。那些怀抱修齐治平理想的士大夫只好收拾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感、使命感，首鼠两端，明哲保身；等而下之的尸位素餐之徒就更是斯文扫地，结党营私，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唯知紧紧地守护着自己的那点小利益。如此这般，无论是中朝的宦官，还是外朝的士大夫，结党的活动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变本加厉，更甚于前。无怪乎崇祯帝看到这般情景也要喟然长叹：“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其时的大明政权，外有后金的强大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真是危如累卵，而与大明政权休戚相关的肉食官员们却忙于结党，忙于窝里斗，没有几人真正为大明政权的存亡操心，崇祯帝又缺乏挽大厦于将倾的胆识、手段与能力，亡国的命运也就如影随形，跟定他了。

政治权力理当用来为天下谋利益谋福祉，但在不讲法制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权力一眨眼就由公器变成了私器，变成了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工具，上述朋党现象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由公到私的这种演变，难怪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民主、自由和科学是那般受到现代中国人的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