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史学界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以下称《满江红》）是否为岳飞所作，一直存有争论。但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都缺乏对《满江红》整体性的考证。如《满江红》创作的时间、地点、性质、神韵、词汇，等等。只有当这些考证形成比较完整又合乎逻辑的证据链时，《满江红》究竟是否为岳飞所作，也就有最后的定论了。

《满江红》创作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岳飞入狱前不久。词中有多处可以用来证明这一观点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两句历来是考证《满江红》作者问题最为关键的内容，但几乎所有的解释都不够准确。认为《满江红》是岳飞所作的，都把时间定于岳飞第一次北伐，即岳飞30岁出头时。如邓广铭先生就持此说。这一观点其实是错误的，理由有五:

一是当时的岳飞无论就其阅历资历还是心境，根本不具备写出像《满江红》那样悲愤交加、气势磅礴的内涵与底气。那时的岳飞正仕途辉煌踌躇满志，怎么可能满腔悲愤“怒发冲冠”？怎么可能觉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又何来气度“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二是岳飞当时对功名非常重视，并在其诗词中经常有所流露。如写于绍兴二、三年秋屯驻江州时的《题翠岩寺》中“功名直欲镇边圻”，以后的《小重山》中“白首为功名”，表明当时岳飞头发已白，仍然有心功名。直至绍兴十年大破金军前，岳飞在《寄浮图慧海》中依然表明“功业要刊燕石上”。这些同期及以后的诗词表明，当时的岳飞非常重视功名。

三是《满江红》一经问世即广泛流传，如此非同寻常之作，如果真是岳飞三十岁青云直上之时所作，岂能就此湮没不见踪影？

四是不理解“三十”与“八千”。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几乎所有研究此词的学者都把“三十”看作是“三十岁”，因此认定此词作于岳飞30岁出头。实际上这里是指“三十年”，即三十年的功名。封建社会的功名是从幼时求学开始的，并非一出生就能追求的。岳飞自幼时习武读书到入狱前，正好30年上下，是个约数。“八千”也是个约数，只是表示征战路程的艰辛和漫长。

五是不理解“尘与土”与“云和月”的含义。前者是指一钱不值，因为岳飞到入狱时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历来非常重视的功名原来毫无价值。后者是指竹篮打水，岳飞十年征战，功毁一旦。如此，此二句就一目了然了:一生追求的功名其实一钱不值，一生漫长的征战最后前功尽弃。

由此可以大致框定:《满江红》应该诞生在岳飞于绍兴十年七月下旬奉诏被迫班师到入狱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

“怒发冲冠”和“仰天长啸”。此二句从未有人做过详细考证，却是界定《满江红》具体创作时间的重要依据之一。从字面看，显示岳飞的愤怒到了极致。在那段时间里，岳飞究竟何时最为愤怒？在班师途中，岳飞撕心裂肺悲愤交加:“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随后，岳飞又被剥夺了兵权，听命于可耻屈辱的和谈。但真正令岳飞“怒发冲冠”的，当是得知对自己的陷害之时。有位好心的部将设法通知正在庐山的岳飞关于王俊上告张宪“背叛”的消息。岳飞立刻明白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不许胜利到屈膝求和，再到陷害忠良，要加害自己，此时的岳飞终于忍不住“怒发冲冠”而“仰天长啸”，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查张宪入狱应该是在绍兴十一年九月上旬后，岳飞是十月上旬下庐山的。因此，《满江红》的诞生理当就在其间的二十多天里。

“潇潇雨歇”。此句亦从未有人考证，诗词是情景交融的，“潇雨”一词诗人总是用来形容秋天的冷雨，“歇”显然是指雨的断断续续。于是此句也就清楚了:秋雨绵绵时断时续。此句既点明了作者是在秋雨中创作，也反映了作者心情的郁闷和沉重。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人们历来总是把“等闲”看作虚词，其实不然，它应该是岳飞当时真实处境的具体写照。在此前数年岳飞所作的词中，已有“白首为功名”，表明岳飞那时的头发已经斑白。在随后军事上指挥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以及在政治上受到的一系列沉重打击，显然在催白岳飞的头发。因此，岳飞当然不甘心少年时就有的理想就此破灭。查岳飞一生征战，三十岁时正忙得不可开交，谈何“等闲”，唯独到快四十岁时却成为一个无职无权之人而被迫闲散在野，其内心之悲切和壮志之不已的激烈冲突可想而知。

上述考证表明，《满江红》的内容完全符合岳飞入狱前的年龄、心情和处境。

岳飞创作《满江红》的具体地点是在庐山东林寺，解读的密码，就隐藏在词的字里行间

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384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环合四抱，有如城廓，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岳飞与庐山有不解之缘。绍兴六年，岳飞因母亡守丧，岳母坟就在庐山。绍兴七年，也因故回到庐山。岳飞与东林寺主持慧海关系非常密切，曾专门作诗《寄浮图慧海》。《满江红》中有三处“密码”可以用来界定其诞生地点就在东林寺。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历来都公认《满江红》是登高而作，却不知岳飞的具体所处，只得含糊解释成某处高楼，其实当时岳飞就在东林寺，因为《满江红》的开篇就隐藏着创作地点的秘密。

庐山东林寺有一则著名的典故。东林寺门口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名虎溪，要进东林寺就必须经小溪上的虎溪桥。据传说，东晋时东林寺主持慧远在寺院深居简出，人们称之为“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他送客或散步，从不逾越寺门前的虎溪。如果过了虎溪，寺后山林中的神虎就会吼叫起来。有一次，慧远与来访的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谈得投机，送行时不觉过了虎溪桥，后山的神虎立刻就长吼不止，三人相视大笑。这个文坛佳话，称为“虎溪三笑”，一直流传至今。由于此虎是守寺护僧之神，因此在虎溪桥畔有一头石虎怒目而视凭栏而踞。了解了虎溪桥畔的神虎和这则典故，就很容易看出，岳飞看着秋雨中威武不屈的石虎触景生情，利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把自己比作了护国看家的神虎，眼看着赵构们“越界”而“仰天长啸”，这才有后面的“饥餐胡虏肉”和“渴饮匈奴血”之词。

《满江红》的词韵隐藏着其诞生地点的第二个秘密。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游东林寺时有一首诗，名为《庐山东林寺夜怀》: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冥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绝断出没。李白写诗是抒怀，岳飞作词也是抒怀，而且《满江红》正是步了《庐山东林寺夜怀》的韵，特别是“阙”、“月”和“歇”这三个押韵的字都是来自李白的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满江红》中有“壮怀”与“壮志”。按理说，同一首诗词中用两个相同的字是犯忌的，因此比较少见。但李白的诗却有“天香”与“天乐”。两个“壮”对两个“天”，显然绝非巧合。而且，还能明显看出《满江红》的“天阙”也应该是受到了李白两个“天”的影响。

李白在东林寺还写过另一首诗，名为《别东林寺僧》:“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

《满江红》中也可以看出追随这首诗的痕迹。“凭栏处”正是“送客处”的模仿，“长啸”无疑是“猿啼”的翻版。《满江红》中的神虎精神更是与李白“过虎溪”的畏惧形成鲜明比照。

“朝天（金）阙”。此句隐藏着解读《满江红》诞生地点的第三个秘密。此句自《满江红》现世以来从未见有人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因为不了解其中也隐藏着一个东林寺的典故。

一般寺院的主殿称为大雄宝殿，但东林寺的主殿称“神运宝殿”。相传慧远初到庐山选择结庐之处，认为东林寺址在丛林之中，无法结庐，打算移到香谷山去结庐。夜梦神告:“此处幽静，足以栖佛”。是夜雷雨大作，狂风拔树。翌日该地化为平地，池中多盛良木，作为建寺之材。“神运”之名，由此而来。

有了这则典故和前述的铺垫，此句就能理解了，其实很简单，也很直白，就是在功成之日再来朝拜东林寺的“神运宝殿”，因为神是天神，“神运宝殿”就象征着天上的宫阙。岳飞自比神虎，理当朝拜天阙。

还要解释一下，此句为何历来有“天”与“金”二说。很可能岳飞在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满江红》之际，于最后收笔时有了点犹豫。他先用了“金”字，当然决不是朝拜皇帝的金銮宝殿，而是朝拜金碧辉煌的神运宝殿。岳飞在诗词中把佛像称为“金仙”，如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中的“陪僧僚谒金仙”。毕竟是身在佛寺，理当朝拜佛祖金身。但岳飞继而又改为“天”字，一来以避深恶痛绝的“胡虏”之“金”，二来受李白的影响以映衬东林寺神运宝殿的典故，三来更能暗合自比的神虎形象。由于“天”与“金”在词中的基本含义相通，就不能排除岳飞原作中的修改，而抄者忠于原词照录的可能。由于后来者在誊抄或刻录时只能二选其一，于是有了“朝天阙”与“朝金阙”两种版本。

　　《满江红》蕴含的典故，清楚地表明其诞生地就在庐山东林寺。

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对《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

明确了《满江红》创作的背景、时间和地点，解读《满江红》也就容易了。多少年来，人们研究《满江红》，为寻找岳飞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费尽周折而不得，因此只能把似是而非的所谓“愚忠”强加到岳飞头上，以给他的行为寻找一个勉强合理的解释。《满江红》的上述破解，终于使人看到了岳飞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终于使人找到了岳飞行为合乎逻辑的原因。岳飞从东林寺的神虎传说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他以神虎为榜样，追求神虎的境界，坚持神虎忠于青天、忠于信念、忠于职守，不畏权势、不贪名利、不徇私情的精神。如果仔细揣摩此点，其蕴含之意其实与岳飞最后的遗言“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满江红》的精神其实就是当年岳飞内心的神虎精神。

诗词的灵魂是神韵，而神韵则是作者灵魂的沉淀与积累，《满江红》就是如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作者如果仅有文才与激情，而没有正气浩荡、大义凛然的胸怀与长年叱咤风云、驰骋疆场的经历，是断然写不出《满江红》所蕴含之神韵的。在这方面，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公开发表的傲视群雄、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应该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词的运用是作者潜意识的反映，最能体现作者的身份，因此也最难伪造。《满江红》的用词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证:即与岳飞的其他诗词和与岳飞当时的身份相比较。前者如“扫清胡虏”，“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白首为功名”，“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等，用词与内涵显然与《满江红》是一致的。后者起码有五个关键字符合岳飞的身份特点。“啸”，犬吠狼嚎狮吼虎啸，岳飞以“神虎”自比，如果不是身具虎威，不是情到撕心裂肺，就不敢也不能吐出“长啸”二字。“耻”，京都沦陷，皇帝被俘，尤其是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打胜了还要向敌人低声下气，屈膝求和，作为浴血奋战的军人，尤其是率领军队夺取胜利的统帅，这个“耻”字可谓刻骨铭心，局外人岂能感受此字的千钧。“犹”，当年的旧耻未雪如今却又要增添新耻，不是触景生情的当事人，断不能产生此联想。“驾”与“踏”，这是统兵百万者冲锋陷阵乘胜追击时气势的自然流露，无此经历者何来这种感受。

因此，《满江红》用词的特点与岳飞的用词习惯、身份、心情和处境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所述，各种考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表明当时的岳飞已经具备了写出《满江红》的一切条件，而且也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满江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和蕴藏含义，使人、词与背景达到了合乎逻辑的和谐与统一。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指挥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