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徐悲鸿素描作品

谈鲁迅瞿秋白深厚友谊的文章较多，并常常引用鲁迅送给瞿秋白的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但几乎都没有很好说明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形成深厚的友谊，为什么会成为一生的“知己”。

过去一般总是从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从与瞿秋白有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目标来进行解释。确实，共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鲁迅瞿秋白友谊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服膺马克思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愿与其一起奋斗，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他与一些接触时间不算少的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员并没有结成友谊，与有些人还发生很深的矛盾，所以仅仅从政治层面是无法解释的。我认为，他们深厚友谊的基础包括共同的政治信念，但又不限于此。我们要从更广的心灵世界的相通，更深的精神上的契合，更微细的人格、气质上的相互吸引，来体验、感悟和分析深层的原因。

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深厚友谊

鲁迅与瞿秋白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在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上合作和通信讨论。1932年夏秋之交鲁迅与瞿秋白见面，之后鲁迅一直借重瞿秋白，扶助瞿秋白，掩护瞿秋白，并在写作和左联工作上亲密合作，没有间断过。

四次避难

从1932年开始，只要党的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有被捕的危险而无处存身时，就总是到鲁迅家里避难，等到“警报”过去才离开。这样的避难有4次：第一次是1932年11月，住了约10天；第二次从1933年2月上旬至月底；第三次是同年7月下半月，住了几天；第四次在一个多月以后，又住了几天。瞿秋白可能从来没有向鲁迅当面称谢，但是他曾多次对一位党内同志说：“我是在危难中去他家，他那种亲切与同志式的慰勉，临危不惧的精神，实在感人至深。”为什么说自己时处“危难”中？为什么说鲁迅让他避居是“临危不惧”？因为，从1931年9月开始，瞿秋白是国民党政府的重点追捕对象。1931年9月1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悬赏通缉7名共产党人，“拟定悬赏价格，计瞿秋白、周恩来二人各二万元”，其余各一万元。同月21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个报告，令各省市和各军统一协调行动缉拿。所以，瞿秋白说，鲁迅在他危难之中保护了他，临危不惧。我想，如果没有鲁迅这个家，瞿秋白也许早就遇害了，不会有后来在江西苏区为革命尽力的经历，当然也没有现在众所周知的那个被排斥在长征队伍之外的事件了。

经济扶助

鲁迅对瞿秋白经济上的扶助，也是很令人感动的。那几年，瞿秋白被王明宗派集团排除在党的领导机构之外，也没有被分配工作，经济上入不敷出。鲁迅用各种适当的方法，不断给予帮助。这对瞿秋白无异是雪中送炭。这方面的事实，我们也可以按时间顺序列述如下：一是在1932年8月间。先是，鲁迅打算把他的《二心集》和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4篇短篇小说一起让合众书店出版，但合众书店不愿买下瞿秋白的译作。于是鲁迅把《二心集》的版权一起售出，合众书店才同意。为了帮助瞿秋白，鲁迅不惜出售了自己的杂文集，《二心集》因而成为鲁迅著作中惟一出售版权的书。二是在同年11月，鲁迅将他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交给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这本小说集共收10篇，其中2篇由杨之华译出初稿、瞿秋白校改定稿。书稿刚寄出尚未得到良友公司的稿酬或版税时，鲁迅就从其他版税所得拿出60元给瞿秋白夫妇。三是1933年3月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期间。鲁迅和瞿秋白一起编写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付给瞿秋白。四是同年7月。鲁迅为了使当时很拮据的瞿秋白能得到一笔稿费，请瞿秋白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而明知这本选集出版后会影响自己的单本杂文集的发行量。编成送交北新书局后，鲁迅即致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说“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这固然有鲁迅重视瞿秋白所作的序言这个因素，但急于在经济上帮助瞿秋白是主要原因。出版后，鲁迅即给瞿秋白“编辑费”200元，其中一半钱是鲁迅垫付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持续不断的经济上的支持，瞿秋白在30年代上海期间是很难写出那么多文章和译作，并且传诸后世的。

文字之交

1931年前后，鲁迅热心于译介苏联文学作品，认为现在正是这些“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但是鲁迅不懂俄文，主要从日文转译。现在知道十分重视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名著”而又精通俄文的瞿秋白到来，就急忙“抓住他”，先后请他翻译了格拉特柯夫的长篇小说《新土地》、格·涅拉陀夫为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写的序言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瞿秋白做了鲁迅本来想做的事情。这一年，鲁迅自费出版了从日文转译的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寄赠瞿秋白一本。瞿秋白给鲁迅写了一封6000字的长信，鲁迅回信，也写得很长。他们互称“敬爱的同志”，互相表达亲密之感，坦率地交换关于语言和翻译问题的不同意见。瞿秋白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瞿秋白住施高塔路东照里期间，还与鲁迅合作写了11篇杂文，都是瞿秋白与鲁迅漫谈后写成，再经过鲁迅修改，用鲁迅当时常用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把它们收到自己的集子里。另有3篇，也经鲁迅修改、用鲁迅的笔名发表。这个史实是早已广为人知的。我想指出的是，鲁迅在写作上与人合作，一生中除早年与二弟周作人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人。作为作家，在最为珍视的创作上如此默契地合作，不分你我，足见这对“知己”的相知之深。

身后哀思

1934年1月瞿秋白离开上海赴江西苏区，1935年被俘。在瞿秋白身份未暴露时，鲁迅曾与周建人筹划办一个店铺，以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但不久就传来了瞿秋白已被枪杀的消息。鲁迅得到确信，非常悲痛，长时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了”。此后鲁迅在书信和谈话里，一再提到瞿秋白的死，表达对瞿秋白死的痛惜和对杀人者国民党的愤慨。这一年，鲁迅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又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搁置下手头一些著译，支撑着病体，着手编选两大卷瞿秋白的译文，题作《海上述林》，托名“诸夏怀霜社”（瞿秋白名霜）出版。他亲自抄录部分稿子，校对全部清样，还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特地送到印制技术较高的日本去，用重磅道林纸印刷；一部分书的封面用蓝色天鹅绒，一部分用皮脊、麻布面，都饰以金字，装帧豪华。以此寄托他的无尽哀思。上卷出版后鲁迅又亲拟广告：“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艺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皇皇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这是对瞿秋白的赞美，也是对他的怀念。上卷运抵上海鲁迅见到时，已是1936年10月2日了。下卷还未出版，鲁迅自己也与世长辞了，他们都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们确实是“人生知己”、生死之交，这在鲁迅与人的交往史上是罕见的。

鲁迅与瞿秋白究竟为什么会形成如此深厚而牢固的友谊？

首先是在于鲁迅感到瞿秋白对他有真正深刻的了解，而这是从未有过的。这主要反映在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对长期以来遭人轻视的鲁迅杂文的文体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对它们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作了高度的评价。然后，他提出了一个醒目的问题：“鲁迅是谁？”瞿秋白当时这样提问，具有特别的尖锐性和迫切性。自“五四”以来，众多新文化人士是敬仰鲁迅的，感受到他思想见解的深刻、文学才能的杰出、向旧世界不断进击的勇毅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但对他的思想的内涵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并无清楚的认识。还有不少人则不断地攻击他，歪曲他，贬损他。到了30年代，更有一些浅薄之徒与反动文人，讥嘲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左联是为了避免自己“没落”、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甚至诋毁他是为了拿共产党的卢布以维持生计。这些倒还没有多大的舆论市场。最使瞿秋白感慨并觉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左翼阵营内部不少人对鲁迅的不理解。在序言里，瞿秋白对鲁迅的思想发展作了这样的概括：“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来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段话集中表达了瞿秋白对鲁迅的认识，启示了许多左翼的和进步的文化人士，增进了左翼内部的凝聚力。后来，尤其是建国以后，不断有人评论这篇序言的得失，其中有些学者为了表现出对鲁迅估量的全面和评价的高度，说应当用“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来概括鲁迅思想的发展；有的为了显示判断的科学性，说鲁迅后期并未放弃“进化论”，而“阶级论”并不能概括马克思主义。但我以为，瞿秋白并不是只从政治层面立论的，而是从更广阔的哲学文化思想和对社会变动的丰富、深刻的体验来立论的，不空泛，有血肉，并且凸现重点，不是空洞抽象、四平八稳的理论语言可以取代的。

　　　　　　　　　　　　　　　　　　　　　　　　　鲁迅赠瞿秋白联

　　鲁迅读了这篇序言后感到欣慰，据冯雪峰回忆：“他说：‘分析的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他说话的时候态度是愉快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露着深深的感激和情意。”对于序言中的一些具体论述，如关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的论辩，也引起鲁迅的知音之感。瞿秋白写道：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而并非后来的读者说的“攻击个人的文章”。对此，鲁迅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这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瞿秋白在后文论述“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对创造社的批评时，再一次提到鲁迅这个“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仅此一点，也会使鲁迅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了。深刻的了解，是鲁迅与瞿秋白形成深厚、久长的友谊的最深的原因。

鲁迅之所以会对瞿秋白产生亲密之感，我认为，还是因为瞿秋白的真诚与平和。

鲁迅的大半生中，遇到过太多虚伪的文人学士，也领教过不少青年“才子”的张狂。就说此前不久，他就饱受“文学革命”倡导者（主要是青年）的攻击和嘲笑。瞿秋白比鲁迅小18岁，对鲁迅来说也还是“青年”。然而瞿秋白与那些青年大不相同。瞿秋白过去在党的领导层中以具有民主作风著称，从不以势压人。在左联时期，瞿秋白已被排斥在党的政治领导机构之外，但仍得到一般左翼人士的敬重，仍被视为“领导”。瞿秋白这时也没有政治上的优越感和理论权威架势。对于鲁迅这样一位思想深刻、战斗不息而又年长的党外前辈，他更绝无轻慢之心、“领导”之态。这与左翼中一些生吞活剥地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的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就好像“独得了‘工人阶级文化代表的委任状’”，视鲁迅为“落伍”者而加以指责、戏弄的青年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在鲁迅与瞿秋白相识后的几年里，就有好几件事情发生。例如，1932年11月，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用辱骂和人身攻击的方式“批判”“自由人”胡秋原，甚至恐吓：“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子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鲁迅对这种流氓式的战法十分不满，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寄去发表。然而后来几个左联中青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发表《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攻击鲁迅的文章“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是“戴白手套革命”，鲁迅“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真是好像见鬼”。瞿秋白写了两篇文章，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明确表示鲁迅是完全正确的。瞿秋白1934年1月离开上海后的这一年，又有两位左联青年向鲁迅发难。一个攻击鲁迅的《倒提》一文“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作者是“买办”。另一个因为鲁迅一封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信与鲁迅批判过的杨邨人文章发表在一个刊物同一期上，而毫无道理地指责鲁迅善于“调和”。他们惟我独革，不认识也无心去认识鲁迅文章的深刻和战斗热忱以及为人为文态度的严正。鲁迅并不要求青年无原则地尊重自己，但容不得青年当面称“敬爱的先生”，背后射“暗箭”。这些使他“寒心”。在这样的对比下，鲁迅怎么不会对瞿秋白倍感亲切，久久地心存暖意，在他牺牲以后还深深怀念他呢？

鲁迅早年就感叹中国人缺少“诚和爱”，因而瞿秋白的诚挚当然更得到他的好感。从鲁迅那边来说，他事实上是长者、前辈，而与瞿秋白相处似同辈，这也是鲁迅伟大的地方，使瞿秋白衷心感佩。相互平等相处、待之以诚应是他们友谊的一个基础。

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形成的又一个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工作狂”。他们有一种相同的优秀知识劳动者的品质和作风，那就是坚韧和认真。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思想者，而且是伟大的劳动者。“要赶快做起来”是鲁迅对许广平常说的话，在他病情加重，自知来日无多时，更是想着“要赶快做”，而不管自己是否看得到结果，并且总是做得十分认真、仔细、周到。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生都厌恶夸夸其谈，随随便便，敷衍拖沓的作风。而瞿秋白虽然性情、仪态与他不同，但也是这样的作风，所以深得鲁迅赞赏。

现在许多人喜欢把瞿秋白描写成一个具有才子风度的人，或者径直称他为“才子”，以为是对他的赞誉。“才子”在鲁迅嘴里可不是一个好名词。那种“闻鸡生气，见月伤心”、“死样活气”的性情、模样，是鲁迅讽刺的对象。瞿秋白确实富于才情，且温文尔雅，但是他早年起就开始了“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不肯虚度一日光阴。并且，也像鲁迅一样做得十分认真、细致、周到。例如他与鲁迅第一次书信来往讨论翻译问题后，又写了《再论翻译——答鲁迅》。有研究者发现，他对原稿作了70多处修改，以求表达得更为准确、精炼。他写那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从构思到完成，花费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有些事还是鲁迅亲历的：瞿秋白一答应翻译《铁流》（曹靖华译）的序言，即全力以赴迅速译出，近2万字。他交稿时还写信给鲁迅，详细地说明他译的序文中的小说引文与曹靖华的译文不尽相同及其原因，信后又引用了一大段曹译文字，让鲁迅参考。鲁迅还亲眼看到瞿秋白后编写《萧伯纳在上海》时的勤快和敏捷。对于这样的“工作狂”，鲁迅怎么会不赞赏且引为同道呢？尤其是鲁迅这时候常常叹息应做的事情太多，而“人手又这样少”的情况之下。

关于鲁迅瞿秋白友谊的形成的深层原因，最后或许是在于他们有某种相似的家庭身世。

鲁迅与瞿秋白虽然在自然年龄上属于两代人，但都出身于封建旧家又反叛出来，走到了新的阵营，可以说都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鲁迅的祖父和瞿秋白的叔祖（瞿秋白幼时家庭主要靠叔祖的俸禄为生），都是封建官僚，只不过瞿秋白叔祖的官职（官至湖北按察史、布政史）更显赫而已；而到父亲一代都随时代的变动衰败下来。他们都看透了中国封建末世的腐朽，深味了世态炎凉。入世既深，就不同于“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有不少相同的社会直感、人生体验，常常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例如，在两人见面之前，鲁迅曾送瞿秋白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因为鲁迅当时计划着收集材料，写中国文学史。瞿秋白致信表示感谢，并顺此谈整理文学史问题。在这讨论学术问题的长信中间，却有一段看似不甚协调的关于自己幼时家中见闻的回忆。他说他父亲在一个大年初一，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大发脾气，要“办”一个人，喝令下人拿着他的名片把送此人到衙门去打了二十下屁股。这使幼年秋白大为惊奇和反感。瞿秋白是不大可能向其他人讲这类往昔小事的，他一定是觉得鲁迅能够体味他要表达的感情，而情不自禁的吧。又如，他第一次在鲁迅家里避难时，瞿秋白将他北京求学时期作的一首七绝送给鲁迅，并加上跋：“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此中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如果不是遇到鲁迅，这首诗他可能没有机缘写出，而湮没无闻，我们今天也无从看到。瞿秋白为什么将这首诗录呈鲁迅？因为从广义上说鲁迅也是“贵族”，并也早已“忏悔”，应也有类似的复杂情感经历吧，因而他可以吐露。他送这首诗，好像是与鲁迅的一次谈心。相似的家庭身世和情感经历，应是他们关系亲密的一个比较隐含的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

相似的家庭身世，又使鲁迅瞿秋白留存着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素养和气质。当然，鲁迅是非常强烈地否定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的，终生不渝；瞿秋白也对“皇帝制度”与中国旧式“文人”的习气与知识结构多有批判和针砭。但是他们并不褊狭，并不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都曾浸润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后因世界新思潮的洗礼和自身的深刻反思而排除了封建性的因素，而留存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固有之血脉”，留存着其中的一些宝贵元素，例如求实的精神、刚健的风骨、高洁的格调，包括对过去一些清雅的艺术形式的爱好，只是两人的深浅程度不同。这也使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这些是左翼新人不大能够感应的。

我说鲁迅与瞿秋白友谊有深层原因，主要不是指他们之间还有多少尚不为人知的交往事实，更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利益共谋。我是要说，人的心灵，是比所有可见的事实加在一起都还要广阔深邃的世界。心灵的奥秘来自于人性的多重结构、情感的细微曲折，是探索不尽的。心灵的相通相契同样复杂微妙，尤其是在这样两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之间，无法只用抽象的理论、逻辑的推理来破解，也是探索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