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阎崇年讲45分钟，大约是5000多字的量，而他写成的文稿，则有2万字。

2004年的一天，当时还不是“明星”的学者阎崇年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一端的人说自己是央视10套《百家讲坛》栏目的编导，还说他们策划了一个选题，预备请12位学者来讲一讲清朝的12个皇帝，而阎崇年21年前出版的一本《努尔哈赤传》，让他们想到请阎来主讲开篇第一讲。

阎崇年说，当时是真没底，从来没有在电视观众面前滔滔不绝讲过45分钟，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后来两年多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证明，他的这次出山，改变了很多东西。

讲完努尔哈赤，阎崇年尽管闹了点“口吐白沫”（讲的时间太长，又没有喝水，嘴角时时泛起白沫）的小花絮，却让《百家讲坛》的编导们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于是，开讲皇太极，接着是顺治，然后是康熙，一路讲到宣统；这还不算完，纵的线索讲完，再抓几个问题横着讲，于是又讲了清朝的八旗制度等问题；最后还得为现场观众释疑，一次又一次。阎崇年后来自己有个说法，叫“上了贼船下不来”。

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阎崇年讲课时眼睛喜欢看着大家，“哪个地方大家有兴趣了，有点儿微笑，哪些地方可能不太感兴趣，闭会儿眼，我都看在眼里，随时根据大家的表情调整内容。”这样，在讲稿和实际所讲的内容之间，就存在一个差额。阎崇年讲45分钟，大约是2000多字的量，而他根据所讲内容准备的资料写成的文稿，则有2万字。　

身为北京满学会会长的阎崇年，此时出来慢条斯理一番“正说”，一下子踩到了时代的步点。　

阎崇年在这一年时间里的“触电”，恰逢其时。

当时正是“清宫戏”横扫荧屏之际。举凡《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无一不是采取了“戏说”清史的路子，大多依托3种历史资料：《清朝野史大观》、《清史通俗演义》和《清宫秘史》，但其中很多内容并无史实依据，有民间戏说成分。身为北京满学会会长的清史专家阎崇年，此时出来慢条斯理一番“正说”，一下子踩到了时代的步点，不偏不倚，提前一步引领潮流。

“在我讲之前，这20年时间，电视剧，特别是清代、清宫电视剧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家喻户晓，人人都看。他们有一些问题，剧中的人和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哪些是正说，哪些是戏说？希望分辨一下。我就求真，我讲讲真实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康熙微服私访，很多人都问，是真的还是编的？历史上有没有这回事？六七岁孩子有这个问题，八九十岁老人也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回答他们：历史上没有这回事。”阎崇年说。

阎崇年的“火”烧起来，是在《百家讲坛》的讲座播出半年多之后。2004年的“十一”地坛书市，阎崇年被请到现场签售《正说清朝十二帝》，当天就卖了1000多本，成了书市上的热点，热销势头迅速波及全国。后来，一位曾经和阎崇年联系过出版事宜，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的出版商不无酸意地说：“这之后，中华书局就忙着不停地加印了。”

两年后，阎崇年再次走上央视的荧屏，面对记者的访谈。我们从中得知，这段时间内，他的书一版再版，已经达到了35万册的印量，而且还伴随着更让人头痛的盗版书问题。此时，阎崇年已经成为大众眼中的“学术明星”了。　　

易中天说：“阎崇年是《百家讲坛》推出的‘当头炮’，刘心武是‘拐腿马’，我是‘过河卒’。”　

和阎崇年相比，易中天最大的特点，在很多人看来，是机智、有趣。这就是为什么在网上会有易中天的“语录”，而没有阎崇年的：

“清军入关前将领们都学三国，把《三国演义》印了一千本，发给各个将领作内部文件。”

“（汉灵帝）对于建筑还是颇有研究的。他成天搞研究，结果在皇宫里搞成了一个自来水系统。而且他还要在全城推广自己的科研成果，宣布：要让全城老百姓都喝上自来水——你是当皇帝的，不是搞上下水的嘛！”

“朝廷派人去查吴王，也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嘛。”

“曹操对各路诸侯说：现在是灭董卓的最好时机——董卓已经把洛阳烧掉了，还劫持了皇帝，基本可以把他定位为某种组织了。”

这就是易中天的话语风格，不仅独特，简直独门。他说起《百家讲坛》的诸位“讲师”们，如此评价：“阎崇年是《百家讲坛》推出的‘当头炮’，刘心武是‘拐腿马’，我是‘过河卒’。”

不过，这只“卒子”，过河后的速度之快，前辈中很难有人超越。

《百家讲坛》策划人最初是在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系列节目中看到易中天的。当时，这个自称“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说着‘醋熘’普通话的快退休的糟老头子”，正在电视画面里大讲武汉街头的热干面。这个表现一下子把编导们给抓住了，拿《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话来说，“这个人是为电视而生的，看了易老师的现场节目，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随后，《百家讲坛》便找到易中天，双方一拍即合，《汉代风云人物》随即开讲，一直讲到家喻户晓的《品三国》。

《品三国》一出，易中天声名鹊起，立刻成为手机号码需要保密的人士。而其说书人式的讲座风格，也成为各路人马争相诟病或者“力挺”的热门话题。不过，真正把这种关注度用得出神入化的，却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该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据说迄今销量已近200万册。电视台、出版社和易中天都顺势赢得个盆满钵满。

易中天成为“现象”，一下子让人们看到了当知识与电视、出版结盟之后的巨大效应。而下一个在此舞台上横空出世的，则是一位年轻的女性——于丹。

从登上《百家讲坛》到红得发紫，于丹只用7天时间，证明了自己才是“电视文化界的刘翔”。　　

2006年的国庆长假，出门旅游照例是一票难求，不少人选择呆在家里安静几天。

闲在家里无聊看电视的观众忽然发现，在《百家讲坛》上，出现了一位大眼睛短头发的女“讲师”，讲的却是老祖宗的一部经典之作《论语》。这些观众把手中的遥控器丢在一旁，稍微听了几分钟后便发现：和常见的学者讲学不太一样，于丹将《论语》中有关人情事理的篇章结合生活中的小故事，把一些隐藏在经典中的生活哲理，诠释得浅显生动、温暖人心。

有人在自己的博客里说，因为听了于丹的讲座，而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期。同样在这个国庆节，易中天难得在家休息几天，忽然收到了朋友的短信，问“看于丹了吗？”易中天回答了一个字“没”，很快一条短信回复过来，3个字“快去看”。易中天赶快打开电视，看完后，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条：“于丹，真棒！”

几乎一夜之间，这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的教授成为各大网络论坛中最热门的话题。她的话被摘抄下来，四处流布。“粉丝们”建立了主题论坛，细心地收集有关她方方面面的信息。

从登上《百家讲坛》到红得发紫，于丹只用7天的时间，证明了自己才是“电视文化界的刘翔”。

几乎没有任何观望，中华书局再次出手，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的版权，并且将起印数定为60万册，就是对古今中外的伟大学者，恐怕也没有人敢这样做。但实际的销售结果表明，民众的热情一旦被调动起来，即使是如此看似大胆的举动都会显得过于保守。

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后来用“井喷”来形容发生的一切。四处打来的催货电话，让这个做惯了常销书的老牌出版社应接不暇。从11月27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售会开始，往后数一个月，这本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

100万册！——中华书局历史上销售成绩最好的《中国近代史》，累计发行量200万册，但那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

毫无疑问，今天人们对于阎崇年、易中天、于丹，乃至《百家讲坛》其他“讲师”的关注，是以一种“观星”的方式来进行的。一家媒体给出了《百家讲坛成“明星发射塔”》的标题；而《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回答某报记者的提问时也坦承：

是的。我们就是要推出受观众喜欢的学术明星。

是的。我觉得易中天、于丹身上有明星气质。　

上任之初，万卫必须解决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定住了电视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理科学士万卫，从2004年9月开始担任《百家讲坛》栏目的第三任制片人。

知情的人们当时心里都有数，2003年是《百家讲坛》最为难熬的一年。尽管请来的都是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大腕级人物，但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却一直在科教频道的末位徘徊，有时甚至接近于零。而此时，央视推出的“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已经把收视率的鞭子高举过了头顶。

如果不是一个“意外”的发生，也许后来的“学术明星”、“出版神话”都不会存在。2004年5月，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受到观众热烈追捧，《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持续在科教频道收视排行榜上处于上风。阎崇年的“救场”成功，成为《百家讲坛》衰极而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万卫此时的上岗，套用一句老话，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上任之初，万卫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把《清十二帝疑案》作为“范本”仔细研究了一遍。他必须解决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定住了电视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他的结论是：在“戏说”充斥荧屏的同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在这时，有魅力的主讲人以不断设置“悬念”的独特方式“正说”历史，自然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这就是阎崇年后来说的，讲座要学电视剧制造悬念。他说：“在节目中，编导从我开始加入了悬念。以悬念隔断、牵引，使《百家讲坛》不再平铺直叙。”抓住观众心中的“疑”点，在节目编排上设置悬念，然后一个个解开，最后在后期制作上还要配以扣人心弦的音乐。历史讲座变得像悬疑片。

对于观众的定位，万卫也有了新的理解：“节目最开始对观众的定位是高端人群，后来我们逐步改在了初中文化水平。我说的初中文化水平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你所学习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让所有这些跨学科的人都能听得懂。”

《百家讲坛》已经意识到，为了成功，他们必须架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大众的桥梁。

最后一个让万卫头大的问题是，怎么让这些学者放下身段，用最浅显的语言，把最专业的知识传递给最普通的观众？

“实际上，这些主讲人内心都在受着两股力量的牵扯，一方面，我们要求他们讲的连15岁的孩子也能听懂，另一方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圈怎么看他们。而且学术圈的力量要大于观众的这种影响，他很难直接听到普通观众对他的评价，但是圈子里的评价会很直接地反馈到他那里。比如易中天刚讲完《品三国》，有一段时间休息，在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听到了一些圈子里的反馈，就又偏向学术了，等他再来讲的时候，连我都听不懂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一套比较成熟的“选人”机制在凸显出来。《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多是编导们到全国各大高校“淘”来的；首先学校推荐一些在学术上过硬的老师，然后每人对着摄像机讲10分钟，这是测试老师的表达能力；通过这一关之后，节目组与主讲人研究选题，请他们试讲自己最熟悉的课题，供栏目组进一步研究，这个环节的淘汰率非常高。这一关通过之后，大家再坐下来共同研究，选定一个非常小的主题，通常只有四讲五讲，播出之后，以观众的反应来最终确定由哪位老师来讲某个选题。

《百家讲坛》已经意识到，为了成功，他们必须“架桥”——架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大众的桥梁。就像易中天在为《于丹〈论语〉心得》作的序里写的那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

毫无疑问，从阎崇年、易中天到于丹，他们成为“明星”和“万人迷”根本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学术前沿，而是因为：他们讲述的知识与思想，恰好和“大众”相遇。在这一关节点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电视和电视所要求的“大众文化”的表述风格。当古代中国精深的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直白、贴切的当代文化，让观众扔掉手中遥控器的时候，一群能言善道的知识分子成了新的“布道者”。

人们不禁会问：一个“电视诸子时代”难道真的到来了吗？

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说，“于丹热”是一个信号，表明传统文化的根是深植在人们心中的。

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问题、民生问题日增。在这个时代里，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解决办法和理论思想。诸子争鸣，百家蜂起，遂有“诸子百家”时期之说。这一时期，也被赞许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黄金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中，改革求新的思想往往以一种“复古”的面貌出现。“克己复礼”，类似的语言，实际上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实践。今天在电视屏幕上发生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反映出当今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而涌现出来的明星学者，可以说是在此大趋势下的产物。

易中天把电视节目造成的效果概括为“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做到这三个对接以后，电视可以提升品位，学者可以找到平台，而我们的观众可以通过一种相对比较便捷的方式，了解他们所需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或者他们所需要的文化知识。”

中华书局总编辑李岩说过，“于丹热”只是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潮复苏的表象之一。“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传统文化的根是深植在人们心中的，只要用合适的方式表达，就会得到广泛的认同。”他说。

面对公众的热情，于丹则表示过自己的忧虑：“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载体，背后承载的是公众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期望，但太冷或太热的场面都不是我想要的状态，如果太过火热，只能说明泡沫化，那么离它冷寂的时刻也就不会太远了。”

如此冷静的思考，显然是有道理的。

从事传播行业的人都会感到，在今天乃至不太长的将来，电视都将占有其他媒体所难以取代的优势地位，但真正原创性的思想和真正的“诸子时代”之历史镜像，并不全在这浮光掠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