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问题已成为史学界特别是思想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其起点问题却各说各话。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方中国学研究成果的频繁“舶来”，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的传统观点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

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Joseph　Fletcher：《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译本第41页），在国内也有学者着意去强调“晚清”、“民国”的思想史，而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的传统观点似在无声无息中消泯了（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依笔者之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起点还是应为1840年。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已经被“近代”两个字所界定。尽管“近代”两个字的外延、范围极广，可以有较大的伸缩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是伴随着1840年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而发生的，或者说，“思想”与“时代”俱来，不能撇开“时代”空谈“思想”。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近代性”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始的，那就必须看到无论是主动接受“近代性”还是被动接受它，其思想史的意义都应该从这时算起。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国沉睡的美梦。然而，这究竟是一个政治事件还是精神（文化）事件呢？按照今天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似乎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肯定的回答都可以。在政治模式上，最为直接的冲突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体制的对决；在精神层面上，最深层的冲突是中西方文化面对面的对话；而在最为根本的经济层次上，经济贸易的利益之争乃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紧张的实质。这样看来，这一事件的发生便蕴含了多重意义。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总是与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以及社会史、哲学史含混不清、纠缠暧昧的根本原因。从近代中国历史发生演绎的视角寻求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的来龙去脉，无论其关注的视角如何变化，也不论其主体以及方法怎样，但在起点上却是一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必然牵动着政治家、企业家以及思想家的心灵，由此驿动的心便演绎出了具有不同内在本质规定性的“史”。

　　我们关心的是思想史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与起点的关系问题。既然各类思想史具有不同的内在规定性，它会不会影响我们所说的近代思想史的起点架构呢？回答是否定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思想”可以像走马灯似地轮流转，也可以是多个中心不断地变换与位移，但这绝不是我们用以标新立异、重新确立起点的理由。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部思考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人文思想史。在救亡的旗帜下，启蒙/革命、立人/立国的孪生主题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发生和发展。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代史只有过去时、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思想家思考的主题可以是“学术救国”，也可以是“教育救国”，还可以是“文化救国”、“实业救国”、“政治救国”等等，但不管主题如何变换，只要是关于民族命运和具有社会秩序的人文关怀，就都可以纳入我们描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范围。这是历史的书写，也是历史的铸就和注定。

　　我们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胶着融会。就前者而言，它可能是在无奈中走向现代，这个“现代”既包括“批判性”亦具有“当代性”；就后者而言，它可能是自为、自发、内在的守成。当然这个守成并不是不愿意走向现代，而是要按照自我的方式走向现代。以前些年史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两个基本写作范式而论，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对立或说转换不过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互为补充而已。具体到思想史写作上，单取其中的任一线索都不能充分诠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曲折、丰富和复杂的程度。张海鹏先生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先生对于近代史学科的界定值得研究中国近现代想史的同仁借鉴。

　　实际上，中国近代思想史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面对的问题的一个分支。我们无法轻易涂抹中国近代史与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同构性，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思想史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异构性。譬如说，文化社会学上的“堕距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变迁或发生转型时，最先变化的是物质文化，即经济结构，其次是政治模式，最后才是精神、心理的文化层次，这也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难以改变的部分。由此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最为滞后的那一部分内容，但又是最为敏感——一旦改动将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日常习惯、行为思维的那部分内容。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寻求现代化的过程的历史，这个探索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就是现代性的追寻。关于现代性的解释，在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众说纷纭。但有一点笔者坚信，无论现代性有多少副面孔，总是在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中变动不居，否则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就失去了评判的中介和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性的追寻总是和民族性胶着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文个体时可能认同的手段与方法不尽一致，但在走向现代这一点上却并无二致。有了这一点共识，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起点问题的认识也就相应地深入了一步。

　　归根结底，现代性的探寻与启蒙的话题无法割舍。“唤醒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命题，“唤醒国民”则是民主主义的命题。中国1840年以来的由“外患内忧”点燃的思想史火花从来都是民族化/现代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唤醒中国/唤醒国民双重变奏的历史。从“唤醒中国”开始，到“唤醒国民”再到“唤醒个体”，中国启蒙的民族性特点使得我们的思想史一开始就涂上了黄皮肤的色彩。一部创伤惨重、内忧外患的中国近代史给它的分支学科思想史带来了无穷的困惑。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个体与群体、精英与民粹等等，不一而足。矛盾的交织，思想的困顿，心灵的漂浮，中国近代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显得那样无奈、尴尬和困窘。一代思想大师梁启超用“两头不到岸”来概括在新旧交战中的进退失据（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8页）。著名文化大师王国维在“可爱的不可信”与“可信的不可爱”的心灵交织中投湖自沉。我们似乎也可以顺着这一思路，“从自身的体验中去追寻”、思考中国思想史的“近代”问题。

　　思想史的问题意识需要我们做这样的思考，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现代性与知识分子问题纠缠在一起，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失落还是辉煌，它都需要我们去体验、去追寻、去思考。应该看到，思想的复杂性不等于起点的复杂。事情往往相反，愈是复杂的内容和对象可能愈使得线索分明，史链单纯。其实，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纷纭复杂从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天朝上国”与“蛮夷之邦”的关系、自我感觉与现实存在的关系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使得一批思想者是带着“一头雾水”而茫然探寻的。疑问愈多，思想史的内容便愈为丰富。按照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纯到混沌、从具体到抽象、从单薄到厚重的心路历程，唯其如此，思想史的研究才具有可为性。以后的思想史发生和发展我们无法预测，其回环往复的特点以及自身不断将问题剥离则是不可逆转的逻辑；无论未来怎样，回眸历史，再现过去，我们的起点都不会轻易改变。恰恰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振兴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