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罢《生辰纲在哪里被劫》一文后，觉得文章仅提出劫取生辰纲故事在地理上的错误，不过瘾。原故事的详情却鲜为人知，广大读者可能没读过《大宋宣和遗事》，更不了解故事的原貌。这样，笔者认为应写此文作为补充。

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押送生辰纲的是杨志，劫走生辰纲的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兄弟及白胜等八人。生辰纲事发后，是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到石碣村去捉拿阮氏三兄弟的。但读者都不知，这个故事的雏形竟不完全如此。

水浒故事虽说北宋末期已开始流传，但一直未有文字记载，只是处于口头文学阶段。而记载最早的要数元代初年无名氏写成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据该书记载的劫取生辰纲的故事是这样的：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师宝（即《水浒传》中的梁世杰），将十万贯珠宝等物，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往京师为蔡京上寿。马安国一行行至五花营堤上田地里，巧遇八个大汉挑着酒来，因天热口渴，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谁知酒刚下肚便不省人事，珠宝皆被八人劫走。待酒醒后，现场只留下一对酒桶。后面追查得知此八人是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即阮小二），阮通（即阮小五）、阮小七及燕青等人。后来宋江私放晁盖。郓城县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追捕，未获。只得把晁盖之父解到县城，押解途中又被晁盖等人劫回。董平无奈，只好回县受责。

《水浒传》一书中，虽然保留了雏形的大概轮廓，但又作了大量的加工和润饰。更有趣的是，加工后的故事，原来押送生辰纲的马安国不翼而飞了，由杨志这个时乖运蹇的人当了替罪羊。劫取生辰纲的秦明、燕青变成了公孙胜、白胜。董平再也不当郓城县都头那个苦差事，而被施耐庵提调到东平府去当了兵马都监。燕青也不住石碣村，而成了北京土居民，大名府第一长者卢俊义的心腹人，秦明也不当劫贼，改邪归正去当了与强盗作对的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统制。这是押送与劫取生辰纲人员的变动。

劫取地点变化也大。《水浒传》里的黄泥岗，是险僻崎岖的小径，南山北岭，那岗子是“顶上万株绿树，根头一派黄沙。嵯峨混似老龙形，险峻但闻风雨响。山边茅草，乱丝丝攒通地刀枪；满地石头，碜可可睡两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难，须知此是太行山”。从描写看，这黄泥岗真是个强人出没的险恶林子，也正是智取的好场所。而《大宋宣和遗事》中被劫之地，却是“五花营大堤田地里”，显然是一马平川之地，在这里劫取就没有什么悬念了。也很难像《水浒传》里，先让“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拿头探脑望”，那么神秘、紧张，又难让杨志提刀赶去，让众人惊叫的恐慌，更难因此而达到麻痹杨志等人的效果，以至后面讨价还价、抢酒、下药一系列好戏在大堤田地就无法演出了。正因为这场地的变换，才使黄泥岗的智取更合情合理，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了。还有《大宋宣和遗事》中是马安国主动买酒，“并令随人都喝”。这就说明马安国与押送人员的关系是融洽的、友好的，内部是团结的，马安国是体贴下属的。这样的话，吴用计策再好，生辰纲可能也难得手，即使劫到手，也叫人难信。而《水浒传》中，吴用劫取生辰纲之所以成功，对吴用一方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杨志押送生辰纲失败，就失败在他与军健、与虞侯、与老都管矛盾重重，失去了“人和”，人齐心不齐，人虽一处，心为二心。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心不齐，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之天气，地形等等，又失去了“天时”、“地利”，失败在所难免。《水浒传》这么一加工，情节就更惊险错综，个性就鲜明突出，故事就合情合理。令读者读之，如临其境，心情与书中人物一张一弛，共呼吸共悲欢，这效果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