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志”原指史书中一种文章体例，是专门记述某一朝代财经情况的专题文章。

“食货”的“食”指粮食，“货”指布帛、财物等等，即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国民经济的要素。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主要的任务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吃穿问题。过去有一段时期，我们片面强调“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其实什么是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搞好经济，处理好“食货”问题，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明代阳明心学有个命题：“百姓日用即道。”什么是“道”，什么是治国执政的方针大略？那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说到底，就是让百姓有吃有穿、生活安定，这就是最大的治国之“道”。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从吃饭穿衣的角度来谈《金瓶梅》。史书《食货志》是从大处着眼，记述一朝一代的经济发展、财经政策等；老百姓的生活细节反映不出来。要了解这些细节，就得看小说。小说也是历史，是生动细腻的百姓生活史，记录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吃饭穿衣、婚丧嫁娶等种种活动和情态。尤其像《金瓶梅》这类的“世情小说”，镜头对准市井生活，写读者身边的普通人、寻常事，关注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琐事。而在所有世情小说中，《金瓶梅》又是涉及经济金融信息最多的作品，因此成为人们了解封建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最生动读本。“文革”前，毛泽东同志提议出版《金瓶梅》，就是出于让干部深刻了解封建社会的目的。专家评“金瓶梅”：文化包装要用健康符号(图)

通过读小说，我们可以得知：那时的人使用什么货币，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各阶层人士的日常花销又怎样，尤其像西门庆那样的商人，整天跟金钱打交道，他的钱是怎么挣的，又是怎么花的，他的金钱观念如何，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两千万

《十五贯》里的贯应该是纸币而不是铜钱

谈物价，先来看看货币。

古人使用什么货币？读小说、看古装电视剧，我们知道古人使用的货币主要有两种：白银和铜钱。

白银属于贵金属。贵金属主要指黄金、白银，但历代黄金很少在市面上直接流通，一般都要换成银子使用。因此白银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贵金属货币。中国是使用白银最多的国家，尤其是晚明到清代，世界上的白银都集中出口到中国来，中国号称“世界白银的唧筒”，“唧筒”就是压水机，这是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一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白银才正式退出金融舞台。

铜钱早在秦代就已流行，先有“秦半两”，后来又是“汉五铢钱”，都是扁圆形铜板，中间一个方孔，所以又有“孔方兄”的别号。铜钱的单位是“文”和“贯”，一个铜钱是一文钱，一千文是一贯。但是铜钱分量沉，价值低，携带不便。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人们很少使用铜钱，主要使用白银。《金瓶梅》中的货币就是以白银为主的，这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情景。

除了白银和铜钱，还有没有别的货币呢？有。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三言”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创作时间问题。一般认为这是一篇宋代的话本，我以为是元代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从货币上论证的。我说：《十五贯》有个很大的漏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十五贯铜钱有多重？

中国的铜钱，自宋元以后，单枚的重量有个大致规范，约在3-4克之间。按3克算，一贯钱一千文，就是3000克，3公斤。十五贯铜钱重45公斤，折合今制为90市斤，比两袋面粉还重。俗话说：“远路无轻载。”崔宁是个收账的小伙计，要驮着90斤的重物长途跋涉，还要一路照顾萍水相逢的小娘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得不到解释，这个故事也就失去了起码的逻辑依据。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是聪明的，决不至于让一个明显违背生活逻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而且竟然没有一位说者、听者提出质疑来。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在这个故事中的十五贯，真的是体积大、分量沉的铜钱吗？有无可能是另类货币？

其实你如果熟悉中国货币史，就会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从西周时就有类似纸币的货币，是皮革制成的。唐朝的纸币叫“飞钱”，宋代的纸币叫“交子”、“会子”。到了元朝，就几乎完全使用纸钞了。元代的纸钞号称“宝钞”，用一种特殊的纸印刷的，单位和铜钱一样，有“贯”有“文”，面值分十等，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也有一贯、二贯等等。朝廷硬性规定：民间不准金银、铜钱流通，纸钞是当时唯一的法定货币。后来又发行一种“银钞”，单位和白银一样，也按“两”、“钱”、“分”、“毫”、“厘”等标志面额，由二厘至二两，共分十三等。——所以我们读元代文献，说到多少贯，多少文，或是几锭、几两、几钱，指的其实都是纸钞。

这样一来，十五贯的问题就解决了。导致三个人死于非命的这十五贯钱，其实应当是纸币。这个故事应当发生于元代，因为那时社会上全部使用纸钞，说故事的人直接说多少贯，用不着解释“这是纸钞，不是铜钱”。可是到了明代，纸钞不流通了，“三言”作者在整理小说时，把十五贯描绘成铜钱，于是出现上面所说的纰漏。

明代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00元

明朝开国时，考虑到元朝的纸钞到后期贬值很厉害，导致经济的崩溃，因此想恢复使用铜钱。但是老百姓（尤其是商人）不愿意，理由是铜钱价值低，分量重，不便携带，还是元朝的纸钞好。所以明朝朱元璋初期就制定钞法，开始印制纸钞，叫“大明宝钞”。北京城里有条胡同叫“宝钞胡同”，应当就是印宝钞的地方。国家还规定，民间不准使用铜钱和金银，只能用纸钞。不过政府自己先破坏了规矩，收税时照收金、银和铜钱，但是给官员发薪金，或者跟百姓做交易，却只给纸钞。结果弄得纸钞信誉一落千丈，大幅贬值。钞法实行不到一百年，至成化年间，一贯纸钞已经跌到仅值一文钱，贬值一千倍！

其实银子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没有固定面值，用时得用专门的秤（戥子）来称量。也有分量固定的、铸好的银锭。元朝曾铸过一种50两一锭的大银子，称为“元宝”，也就是“元朝的宝货”。后来这个名称就沿用下来。元宝的形状是两头翘起的，为了便于缠在腰上，过去说“腰缠万贯”，就是这么来的。也有小一些的银锭，二十五两的，十两的，还有再小的银锞子。买小件物品则用散碎银子。银子比较软，用剪子剪了，拿戥子称着用。银子的成色也不同，最好的银子称纹银，因为表面有皱纹的缘故。差的银子叫“低银”。明朝后期大量使用白银，连小孩子都能辨别银子成色高低。

由于纸钞在明代大幅度贬值，没人要，于是百姓私下使用白银作等价物。官府开始时禁止，后来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到嘉靖以后，索性放开。因此明代后期，白银变成主要货币，纸钞基本退出金融舞台，铜钱也很少使用。《金瓶梅》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段的货币情况。

那么，白银的价格又该怎么计算？明代一两白银，合今天人民币多少？有两种算法。一是根据目前的国际市场白银价格来计算，一是根据白银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

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很不稳定，三年前，一盎司（31.1035克）白银的价格是5或6美元，到今年已经飙升到14或15美元。如果按国际市场价换算，明代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30多块钱（明一两为36.9克）。不过今天的白银实行大工业开采，成本低，价格也低。如果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说，价值至少还要增加三分之一。

以米价为例：明朝万历年间，一石米的价格浮动在七钱至一两银子之间。一石米重120斤，而明代的“斤”比今天的“市斤”要重（今天500克，明代590克），所以一石米相当于今天141.6斤。今日米价按一斤1.50元计算，明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日人民币210块钱左右，为了计算方便，就算200元吧。古代的度量衡制度，1两为10钱，1钱为10分。那么1钱银子相当于20元钱，1分银子相当于2元钱。

总体看来金瓶梅时代的物价不高

下面让我们就来看看金瓶梅时代的物价，看看西门庆一家的“幸福生活”。

　　生活内容无非是衣、食、住、行，让我们先看“食”——“民以食为天”嘛。

举这样几个例子来看。

一次，潘金莲斗牌赢了三钱银子（相当于60元），她又撺掇家中公认的女财主李瓶儿添上七钱银子，让仆人兴儿安排一桌酒席：买了一只烧鸭、两只鸡、一些“下饭”（即佐餐的菜肴）、一坛子金华酒、一瓶白酒，还买了一钱银子的果馅凉糕……由兴儿的妻子整顿好，众妻妾大吃了一顿。这一切一共用去一两银子，相当人民币200块。又是鸡、又是烧鸭、又是酒、又是菜、又是点心，可见明朝万历年间，运河两岸的百姓生活，物质极大丰富，物价也不高。

说罢“食”，再来看“衣”。

古代不讲究名牌，只讲究质地和式样。例如西门庆要跟乔大户订娃娃亲，为妻妾六人做30件衣服，衣料都是用“南边织造的”好料子，式样也很讲究。光是剪裁的工钱，就给了赵裁缝五两银子，相当1000块钱。合30块裁一件，材料费和缝制的工价不在其内。

李瓶儿是众妻妾中最有钱的，衣服鞋袜也最多。单是鞋就有一百多双。冬天穿一件貂鼠皮袄，值60两银子，合12000元。

再来看看“行”。

近几十年，我们的出行工具发生很大变化。30年前大家都骑自行车，打月票。后来兴“打的”，“的”钱也由一块涨到一块二、一块六，直到两块。近十几年更时兴买车，一个住宅小区，车都停满了。从几万元的奥拓、夏利，到十几万、几十万的高档车奥迪、宝马、奔驰……这种景象，是我们20年前所想象不到的。

明朝人出行，或骑马，或坐轿。西门庆出行一般是骑马。他的那匹白马价值七八十两银子，要算是名副其实的“宝马”了。

女人出门一般要雇轿子，如同今天“打的”。一次，潘金莲的母亲潘姥姥来给女儿贺寿，轿到门前，却没钱打发轿夫，来向女儿要，潘金莲也拿不出，母女吵闹一场。最后还是三娘孟玉楼看不过去，拿出银子打发了轿夫。其实轿钱不贵，只有六分银子，折合今天才12块钱，也就是“打的”的起步价。

“住”是人生一件大事，花销也最大。不同的阶层，住房的需求不同。

卖炊饼的武大，“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二层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典”是使用权的转移，没有产权。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住下去，不用月月交租钱。将来房主有了钱，还可以赎回去。十数两银子，合3000块吧，是很便宜的。在今天大城市的闹市区，3000块也就是一套两居室一个月的租金。

带产权的房子也不算贵。一处“门面两间两层，大小四间”的平房，质量一般，要35两银子，相当于7000块。常峙节就向西门庆借贷，买了这样一处房子。好地段的房子要贵一些。西门庆“刮”上伙计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花120两买了狮子街繁华地段“门面二间，到底四层”的宅子给她住，这要算西门庆的外宅了。算下来，常峙节的房子一平方米不到200块钱，王六儿的房子一平方米合300块。比起今天京城一平方米上万元的房价，便宜得不可思议。

西门庆家产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

人们说到西门庆时，往往送他三顶帽子：商人、官僚、市井恶霸。而在这三种身份中，最根本的还是商人。西门庆临死前交代的财产总值，不算房产，合白银将近十万两，相当于今天的两千万。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西门庆有以下赚钱的途径。

其一是经商所得。

小说曾借媒婆文嫂之口，夸耀西门庆是个成功商人：“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家中……开四五处铺：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上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家中田连阡陌，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文嫂没提到，西门庆还开着“解当铺”。

一般的商业经营方式有两种，一是坐商，有铺面，设店经营；一是行商，搞长途贩运。西门庆则是把行商与坐商结合在一起来搞。以缎子铺为例。这个店是他和亲家乔皇亲合开的，开始投资一千两，两家各五百两。靠着三万盐引，变了现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是伙计韩道国，从杭州购买货物运回。一路是仆人来保，到湖州丝绸产地，就地定货，坐等人家织出货来，然后经南京运回来。其间没有中间商经手，大大降低了成本。韩道国运回来的货物一共十大车，价值一万两银子；来保运回二十大车，价值两万两。也就是说，一千两的投资，经过一番运作，变成三万两，增值30倍，显然是暴利！

另一不法手段是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三百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五十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爹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三十五两五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一百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一百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西门庆放高利贷年息约为60%

西门庆第二条赚钱的途径是放高利贷。

小说中有两个商人李三、黄四，承揽了朝廷的香蜡生意，却因缺乏本钱，来向西门庆借贷。说好借一千五百两，“每月五分行利”。这相当于年息60%。我们今天向银行贷款，年息差不多5%，可见当时高利贷盘剥之重。

有人问，古代高利贷最高是多少？最高是年息百分之百，也就是“驴打滚”的利息。元朝色目人专放这种高利贷，叫“羊羔利”，又叫“斡脱债”。《窦娥冤》里的蔡婆婆就是放斡脱债的，窦天章向她借了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滚为四十两，不得不拿亲生女儿窦娥来抵债。为此，我曾写文章考证，窦娥一家以及蔡婆婆很可能有色目——回回文化背景。（编者注：参见《试论关汉卿的“色目情结”——关剧〈窦娥冤〉别解》，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

说点题外话。我本来以为月息五分是很高的利息，但读2006年7月23日《北京青年报》B2版，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放高利贷，是月息八分到一毛四。这让人很开眼界。月息八分相当于年息96%，接近驴打滚的利率。月息一毛四等于年息168%，这是前无古人的。

娶妻得财满足西门庆欲望的同时也让他最终死于纵欲

　　西门庆发家的途径还有“娶妻得财”。

西门庆骨子里是个商人，他娶妻纳妾，有两条标准：一是妻妾要懂得风情；另一个是要有钱。也就是“财色兼得”。

六娘李瓶儿原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妾，梁山好汉大闹大名府时，李瓶儿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逃出来，嫁给花子虚。花子虚是花太监的侄子，花太监死后，大笔遗产也都留给花子虚夫妇。花子虚后来搬到清河跟西门庆做邻居，西门庆看上了李瓶儿，两人瞒着花子虚暗中勾搭。后来花子虚因打家产官司被关到监狱里，李瓶儿借口请西门庆走门路、说人情，拿了六十锭大元宝、共三千两银子，公开交给西门庆。又有四只描金箱子，里面都是蟒衣玉带、帽顶绦环、值钱珍宝、玩好之物，半夜在墙头铺了毯子，都偷运到西门庆家。也就是说，李瓶儿还没嫁给西门庆，花家的财产已经大部分转移到西门庆家。李瓶儿出嫁时，西门庆“雇了五六副杠，整抬了四五日”。这里或许有夸张，但也暗示西门庆的财产，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财色双收”的“纳妾工程”。所以这一回的回目就叫“西门庆谋财娶妇”。

我们说，西门庆这个商人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说文学人物写得好，有两个概念：一是文学人物本身很可爱，例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是个无私无畏的英雄，非常可爱，读者都喜欢他。另一概念是作者刻画得好，例如《三国》里的曹操，奸诈狠毒，从道德评判上，没人喜欢他。但作者能把那股老奸巨猾的劲儿写出来，这属于“写”得好。西门庆就属于“写”得好的人物。这样的文学人物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就是这个人物在小说中一出场，读者就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带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他如何说话、如何做事，希望他在场面上多呆一会儿——这就是人物“写”得好的标志。西门庆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