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五十七】——卫嗣君偷窥隐私及其它

　　（前283年）卫嗣君薨，子怀君立，嗣君闻之。嗣君好察微隐，县令有发褥而席弊者，嗣君闻之，乃赐之席。令大惊，以君为神。又使人过关市，赂之以金，既而召关市，问有客过与汝金，汝回遣之，关市大惊。又爱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参也。”

　　荀子论之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132页

　　卫嗣君像一个管理学院刚毕业和实习生，对老师教的一些管理方法生吞活剥，处处以表现自己的小聪明为要旨。卫嗣君学的可能是法家那一套，法家讲究明察、赏罚，注重控制权势，卫嗣君按照讲义办事，发挥过份，做了许多与身份不符的事情——

　　其一是“好察微隐”，就是爱了解别人的隐私，他不仅窥探别人的隐私，而且让别人知道他在窥探，并且参与别人的私生活。县令席子破了，干卿鸟事，你给人家换了。县令突然发现国君把自己的席子换了，焉得不大吃一惊？卫嗣君也许是心理卑黯，觉得好玩，顺便赢取一个明察秋毫的声誉。殊不知，国君这种非常鬼祟行为，距特务统治仅差毫厘了。后世的朱元璋也是颇好此道，大臣昨晚上和老婆在床上聊些什么，打麻将丢了一张什么牌，他都知道，如此阴刻的心理对待大臣，对待人民，生活在那个时代，真是恐怖！纵观历史，独裁者都有这种阴刻的心理，强弱而已。坏事做多了，只要是人，不能没有一点内疚神明的感觉，越是这样，他越疑神鬼，想探知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这是一。还有就是以此虐人以为乐。更多的情况是，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稳定性有强烈的恐慌，也可以促使独裁者使用这种流氓手段。独裁和专制都排斥公众的个人生活，害怕公民的独立思考，“好察微隐”之后，就是政治迫害。历史上对公众私生活干预最大的，是共产主义国家。个人私生活最透明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元璋不过派锦衣卫、东西厂的太监钻别人床底，到底人马有限，而在文革中，则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互相窥视，互相揭发，互相斗争，老百姓之间无论父子、夫妻、兄弟、师友，所有古之所谓的“五伦”，除了“君臣”一层，三忠于四无限，其它统统“要斗私批修”。不仅关起家门说的话可能被定罪，就是写在日记里，在脑子里的东西也会被挖出来作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老人家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都可以在那里解决。” “学习班”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交待思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连小炉匠栾平都能脱口背出的所谓“政策”，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经过文革，中国人不知道明白过来了没有，自由和个人神圣不可侵犯是多么重要。在有个有十几亿人口，有几千年吃人历史的中国，要实现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保护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历程。

比之给县令换席子，卫嗣君派人向“关市”税官行贿而后再治罪的做法，则更危险。这是一种介乎制造伪证和陷害之间的行为。在看美国或香港警匪片时，刚开始觉得很不理解，坏蛋明明做了坏事，刚抓回来，来个牛皮哄哄的律师，就把坏人保释走了。后来，慢慢看明白了，感情人家警察和法官不是一个系统的，也没有政法委统一领导，犯罪行为观众看见了，警察看见了，但没有其他人证物证，法官和陪审团往往不认帐。法官和陪审团把所有人的“缺省值”设置为大大的良民，犯罪与否，人民公安说了也不算，嫌疑人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主动交待”的材料也不算，要确凿的证据。所以，有时也看到有的警察实在没招了，便如卫嗣君一样，制造犯罪现场，以便人赃共获。卫嗣君当然自以为得计，以这样方式反腐败也许会很有效果，尤其在像我们今天这样人欲横流，官员操守普遍很低的状况下，估计会是百发百中。但是，即便如此可以肃清天下所有贪官污吏，我们也必须反对。因为他可以让一个犯罪分子人赃并获，也可以让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成为“罪犯”，因为即使在法制社会都有可能无法甄别“为惯犯制造犯罪证据”和陷害良民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只是执法者的初衷和动机，而这是法律和公众无法区别的。而在独裁专制或“初级”社会里，一但这种行为被认可，就会被人利用来用公共工具进行政治迫害。所有的冤案都是在“证据确凿”后定案的。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社会，其法律精神是：设定每个人都是好人，都是守法的。在执行法律时，宁肯放过一百个坏人，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卫嗣君还有一个自以为圣明的管理心得是，在朝堂和卧床上都设定两派。互为反对党，这样就可以兼听则明。从管理的法则上讲，不论党和国家，还是公司机构，决策时有互为不同的意见可以“相参”，是一件好事，这是无庸置疑的。在后宫树立两派，如果他老人家不嫌吵得慌，别人也无所谓；在朝庭庙堂之上，无论客观上存在两派，还是国君故意树立两派，不管对不对，客观存在。对于古代的君主来说，这种方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孙子兵法》公开发行，随便copy，但知道不一定就能打胜仗。防范重臣擅权，韩非认为，关键在于人主能否对大臣的进退赏罚予以绝对控制，老人家晚年，对周邓叶和江张王姚就是这样，忽左袒，忽右袒，极尽人主控制之乐，临末了，把权柄交给了支点上的华国锋。常言道，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卫嗣君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实在没必要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是以相参也。”“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显得幼稚可笑了。

卫嗣君的作为也被正统的儒家看不起，荀子的评语是“聚敛计数之君也”。儒家讲仁义道德，往往大而无当，易失之空洞虚伪，但蝇营狗苟之事，亦不屑也。荀子对子产、管仲亦不屑，认为他们没有达到儒家“修礼者王”、“以义立国者王”的境界，就让人讨厌了。子产、管仲都是富国强兵的名相，俗儒几人能比？齐宣王问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之事，孟轲先生酸溜溜地说，我的前辈孔夫子不提这件事，所以我也不清楚。其时，孟轲尽管嘴上不服管仲但还不至于公开抵毁，到了荀子，竟挑起管仲的毛病来了。儒家学说越发展势力越大，但儒家代表人物的见识水平却越来越差，真是怪事。儒家虚幻出一系列如尧舜禹汤即韦小宝所谓鸟生鱼汤等光辉形象，以前不一定有，以后肯定不会有，然后以此为标准，要求现在的人，好象是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自己发昏。儒家说，跳高要达到三米才够起码标准，从此世上再没有练习跳高的人；管理国家要达到“鸟生鱼汤”的标准，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没几个想努力做好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