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来认为：鲁迅一生，两次被当局通缉；第一次就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对包括鲁迅在内的“大衍之数”的通缉。对于这次通缉，鲁迅自己说过，不少回忆录、鲁迅年谱、鲁迅传以及历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也都谈及曾有过这次通缉，几乎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次通缉的历史真相，似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为了开脱责任，掩盖罪行，第二天即3月19日，就发布了《临时执政令》，即对五人的通缉令。它的全文如下：

临时执政令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

国务总理 陆军总长  贾德耀

外交总长 内务总长  屈映光

财政总长  贺得霖

海军总长  司法总长  卢信

教育总长  农商总长

交通总长  龚心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原载《政府公报》命令，1926年3月20日第3570号）

这份通缉令所具日期，是3月19日，而文内的“本日”显然是指3月18日，政府命令会出这样的差错，也多少反映了“政府”的慌乱，而当时的政府秘书长是章士钊。

在通缉令发表的当天（3月19日），就传说政府还要通缉五十人。鲁迅在3月26日写的《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说：19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从别一方面来看，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还指出：在3月19日当天，“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划，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这也就又有“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的“今日”，是指3月26日。这天的《京报》上有消息称：“这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在《可惨与可笑》中，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而他自己也在内。（《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了“五十”的代词。）

对于通缉令，岂明（周作人）4月5日写有《洋铁壶和通缉令》一文，认为：“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祸”，“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又说：“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之情”断裂已三年，已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对段祺瑞政府的五人通缉令的看法，竟然如此的一致。这说明鲁迅观点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鲁迅在知道“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后，决定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在通缉令背后的用心。他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面问陈任中，而该陈任中矢口否认，甚至并无此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4月9日《京报》上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其中有五十人（实际上是四十八人）名单。鲁迅信中只说：“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信末还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鲁迅经过认真的准备，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发表于4月16日的《京报副刊》上（此文后编入《而已集》）。文章开头就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篡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鲁迅在四十八个姓名之后，开列其籍贯职务，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即：“甲、改组两个机关：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2.清室善后委员会。乙、‘扫除’三个半学校：1.中俄大学；2.中法大学；3.女子师范大学；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丙、扑灭四种报章：1.京报；2.世界日报及晚报；3.国民新报；4.国民晚报。丁、‘逼死’两种副刊：1.京报副刊；2.国民新报副刊。戊、妨害三种期刊：1.猛进；2.语丝；3.莽原。除这些‘秘密’外，还可看到章士钊之流的‘党同伐异’和‘睚眦之怨必报’的‘额外的形态’：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4.曾经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内。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所谓“某籍”，系指浙江籍。）

在四十八位名单中，鲁迅居第二十一位。鲁迅自我介绍为：“周树人（浙江）教育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鲁迅还是女师大学生运动支持者，不但属于“某籍”、“某系”，而且还是发表反对杨荫榆宣言的七人之一。对照上述的“秘密”和“额外的形态”，鲁迅被列入“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是“理所当然”的了。

鲁迅后来多次谈到他曾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事。在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逮捕我。”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鲁迅写道：“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鲁迅还在一些书信中提到这次“大衍之数”的通缉。

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接着又有要通缉五十人——其实名单上只有四十八人——的传说，我和鲁迅均列名在内。”这也是把“大衍之数”的通缉，说成实有其事，但有“传说”两字，似又说得灵活些。许寿裳还写到：当张作霖进京时，怕他据“大衍之数”通缉令的名单捕人，许寿裳和鲁迅曾先后到日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难，但终于没有发生所担心的事。周作人也是“大衍之数”通缉名单中的一员。四月十五日以后，他仍住在八道湾，仍往北大、燕大、女师大上课，没有避居他处，也无事。

二

这段祺瑞政府的“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在读到发表于1926年4月9日《京报》上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以下简称《内幕种种》）一文后，对这通缉令不免产生了一些看法。现将这篇《内幕种种》的全文抄录于下：

“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

自惨案发生后，各报所载，当日情形，颇为详尽，但内幕中重要事实，尚有遗漏或传闻失真。兹就调查所得真确消息，逐条披露，藉供参考。

（一）民众请愿之动机。此节详情，知者甚多，兹述其要。自郭松龄因日人妨碍其军事行动，致遭失败后，留日东省学生、群众为反日运动，推派代表谭季缄（案：谭为死难之一人）草归国，力图进行，迭在北大三院等处讨论办法，适八国通牒发表，谭等认为外患逼近，难再容忍，因极力联络各校学生及市民游行，并向政府为大规模之请愿，不意十七日请愿代表，竟为府卫刺伤，于是群情益愤，遂与李鸣钟接洽，请其援助。次日天安门大会，遂决定种种激烈议案，而惨杀之大祸，乃遂构成矣。

（二）请愿惨案前政府之预定计划。自京师教育界先后对于章士钊、马君武之长教，表示反对。教次陈任中因系章氏死党，并经马氏许以联任教次，故暗中献策执政府，略谓近年学风嚣张，均系少数共产分子鼓动，须一面藉故对学生加以惩创，一面设法使各共产分子不能在京立足，夫然后学风可望整顿，当局亦可安然行使职权，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指挥卫队兜杀民众之举。

（三）通缉案罗织之真相。章、马深恶教育界之迭次反对，早有大兴党狱之意，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原单计百余人，由陈交马，马自留原稿，转录一份送章。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据某君曾在府中确曾亲见五十人名单，系一毛胎纸所写，姓名上尚有圈点符号，其意不明。某君特秘密抄出，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兹将五十人名单，转录如下：

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陈友仁、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陈垣、马叙伦、邵振青、林玉堂、萧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张凤举、陈大齐、丁维汾、王法勤、刘清扬、潘廷干、高鲁、谭熙鸿、陈彬和、孙伏园、高一涵、李书华、徐宝璜、李林玉、成平、潘蕴巢、罗敦伟、邓飞黄、彭齐群、徐巽、高穰、梁鼎、张平江、姜绍谟、郭春涛、任人庆。

是日晚间开紧急会议，列席各员中除贾德耀、章士钊、陈任中外，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屈映光尚云：易培基、李煜瀛、顾光熊，不宜目为共产党。陈任中谓易培基与徐谦至好，且助徐攫得中俄大学，李、顾把持法教俄教款，万不可听其逍遥，致碍政府整顿学风处理赔款之进行。贾氏谓事关学界，教次意见，自不必错。章士钊言此五人，情节实在相等，不易轩轾，于是通缉案遂决定矣。（原载《京报》，1926年4月9日）

这篇《内幕种种》是否可信呢？笔者认为，大致是可信的：一、所述这次惨案的发生，先有3月17日的府卫刺伤请愿代表；章士钊（老教育总长、现政府秘书长）、马君武（现教育总长）、陈任中（现教育次长）主张“对学生加以惩创”，17日请愿事发生后，“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惨案之发生；18日惨案发生后，遂有通缉名单之议。这进程基本上合乎历史事实。二、文中称章、马“早有大兴党狱之意”，早在凯觑中俄大学和“法教俄教款”。这和鲁迅、周作人的分析一致。三、这样的“内幕”抖露出来，如果真实的话，必然是段祺瑞政府内的工作人员，一查就可查出来的，难道真会有这样胆大的人？要知“三一八”惨案后，学生组织、工人组织、政治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声明、抗议、通电，要求惩办段祺瑞政府中主要人员。不久段祺瑞本人逃入东交民巷躲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政府人员才能站出来说明事情的真相。四、鲁迅在《大衍发微》中所录四十八人名单，和《内幕种种》完全一致，说明鲁迅的名单就是从它那里抄录的，鲁迅对它的真实性是信任的。

在《内幕种种》中，值得注意的，拟通缉的“原单计百余人”，“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在当天晚上的“紧急会议”上，“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这就是段祺瑞政府“五人通缉令”产生的经过。而“五十人”即“大衍之数”的名单，是章士钊从“百余人”中挑出来的。它在会上讨论时被否定了，并没有形成“通缉令”。鲁迅把这份名单，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对于揭露章士钊之流的“党同伐异”、“睚眦之怨必报”的卑鄙用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鲁迅把这份名单说成“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的“第二批通缉名单”，可能是没有细读《内幕种种》弄错的，也可能鲁迅把自己说成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一种策略和战术手段，这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三

然而，《鲁迅全集》注释本从未把“大衍之数”的“通缉令”的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告诉过读者。例如，2005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中，鲁迅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五十人案”的注释全文是：“指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名单（参看《而已集·大衍发微》）。4月9日，《京报》刊载《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制定黑名单的经过情形。并列出了四十八人的姓名。”从这条注释看，注释者是看到过《内幕种种》一文的。而把“五十人”说成是“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名单，恰恰是不符合《内幕种种》所叙述的实际内容的。有些《鲁迅年谱》、《鲁迅评传》把这个“五十人通缉令”更加说得言之凿凿。例如，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著的《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中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在密令严拿李大钊等五人的同时，还列了一个五十人（一说四十八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北京《京报》登载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证实了这一消息。”这短短几句话的谱文就有几个硬伤性的错误：1、“密令严拿李大钊等五人”。这说法不对。段祺瑞政府公开发布“五人通缉令”，并非“密令”。2、“列了五十人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的说法也不合史实。段祺瑞政府没有制定过“缉捕五十人”的“密令”。3、“五十人（一说四十八人）”的说法也不妥。这样说，好像五十人还是四十八人，尚待查。事实是：四十八人，被说成了约数“五十人”，又由“五十人”而被说成“大衍之数”。4、说《内幕种种》“证实了”文中所说的两个“密令”的“消息”，是颠倒了是非，恰恰是《内幕种种》否定了两个“密令”的“消息”。长期以来，由于一般研究者和读者不容易看到《内幕种种》一文，因而“段祺瑞严拿鲁迅在内的五十人的通缉令”的不合史实的说法，至今流传了八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