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是命被救，等于说挽救生命；“救火”不是火被救。就词语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而言，“救命、救人”这一类型更为多见，比方“买菜、卖花、送信、取款”等等都是。然而，“救火”说法自古有之。这个语言形式，最早见于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著的《国语》。如：“于是吕甥、冀芮畏偪，悔纳文公，谋作乱，将以己丑焚公宫，公出救火而遂杀之。”题目中的“一词”，是个笼统说法。严格地讲，“救火”应称为“词语”。因为，即使现代汉语里已经成了一个词，但在古代，特别是在初始出现的时候，应是一个短语。

现代汉语里，“救火”相当常用。有意思的是，火与水都能成灾，但现代人只说“救火”，没听到过有说“救水”的。查现当代作品，看不到“救水”；查明清时代的作品，也看不到“救水”。《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救火”的词条，没有“救水”的词条。这是为什么？想来应跟“人力可控”的语义特征有关。在一般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燃烧起来的火是人力可控的，因此可以说“灭火”，也可以说“救火”，而就生活中通常情况来说，突然汹涌而至的大水人力很难管控，因此，既不能说“灭水”，也不能说“救水”。

然而，对于语言的使用状况，不能下绝对化的结论。查古代典籍，也可以看到“救水”说法，尽管很少。情况有二：其一，反映一种迷信的习俗。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既收了“救火”的词条，也收了“救水”的词条。对于“救水”，该词典解释道：古代迷信，遇水灾时，必击鼓祈祷，激发阳气以救治，称“救水”。《穀梁传·庄公二十五年》：“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范宁注：“救水以鼓眾者，皆所以发阳也。”明杨慎《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鼓以充阳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第五卷452－453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其二，跟“救火”用法基本相同，即通过导水疏水救人救物。这一点，《汉语大词典》没有提及。例如：“至于期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而决其水灌知伯军。知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知伯之军而擒知伯。”（《韩非子》）其他书中，比如《战国策》、《淮南子》和《资治通鉴》，也有对这一事件的叙述，也都出现了“救水”。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我们说，对于汹涌而至的大水，人力难控，这是就生活中突发的一般情况来说的，而杨慎《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中“水之灾，人力可救也”，却是就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群体性救灾活动来说的，二者并不矛盾。《韩非子》等书中的“救水”，可以看作反映群体救治水患的特定用法。在今天，假设在一栋大楼里，某个房间忽然水管破裂，造成水淹事故，是否可能有人会扒在窗口“救水啊救水啊”地大声呼叫呢？既然古代曾经有过这种说法，现在由于情急而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尽管通常大家都不这么说，但作为偶发性的说法，似应用特殊眼光看待，思考其偶发的原因，不必简单化地认定为“病句”。

“救火”的意思是“灭火”。从动词和宾语的关系看，“灭火”中“火”是“灭”的对象，“救火”中“火”却不是“救”的对象。正如“恢复体力”和“恢复疲劳”，“体力”是“恢复”的对象，“疲劳”却不是“恢复”的对象。然而，从使用频率看，“救火”的频率要高于“灭火”。《三国志》里，“救火”出现5次，“灭火”只出现1次，《三国演义》里，“救火”出现9次，“灭火”却未出现。我们有一个近代白话作品小语料库，包括《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等44部作品，搜查可知，用“救火”的有62句，用“灭火”的只有14句。我们又有一个现当代作品小语料库，基本上包括了“五四”以来到现在的著名作品，搜查可知，用“救火”的有78句，用“灭火”的只有42句。究其原因，“救火”强调“救”，是通过灭火以救人救物，目的性更强，积极意义更大。

从使用场合看，“救火”和“灭火”有时语用价值有所不同。《三国志》：“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这里用“救火”。这是一个灭火以救人救物的语境，若把“救火”换成“灭火”，不能显豁地表达意思。《三国志》：“臣闻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这里用“灭火”。“灭火”与“去薪”连用，若说成“救火去薪”，便不顺畅妥帖。情况相似的，是“救生”和“救死”。如果说，“救火”和“灭火”都是使火灭，那么，“救生”和“救死”则都是使人活。它们也有不同的语用价值，往往适用于不同语境。王朔《浮出海面》：“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俩吮着冰糕来回溜达，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队光着脚丫打闹跑过。”老舍《集外》：“海中人已不多，剩下零散的人头，与救生船上的红旗，一块上下摆动，……”这里用“救生”。“救生圈、救生船”，若说成“救死圈、救死船”，便不吉祥，不会有人乐意使用。然而，并非什么时候都是“救生”才合适。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这里用了“救死”，强调了挽救民族的灭亡。若说成“救生”，便不能凸显原意。王朔《你非俗人》：“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怎么能怕自己传染上疾病？”这里用了“救死扶伤”。这个说法，由于“死”和“伤”照应使用，如果说成“救生扶伤”，语句便会失去协调感。

末了，还应该指出，“救火”除了“灭火”的含义，古代还有一个用法，即作为萤火虫的别名。这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虫三·萤火》，请参看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五卷453页）。“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修订本第一版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把古今语言现象联系起来观察词语的使用，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我国语言的丰富灵活，更好地了解我国语言的文化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