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著名历史人物，在传统的史书中，这些人物大致被分成好坏两类：皇帝被分成英主与昏君，大臣被分成忠良与奸邪。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二分法”，很难全面、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事实上，在多数场合下，历史人物好坏、忠奸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纵横交错，纠合在一起，难解难分。在这方面，明朝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徐阶就是很好的例子。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是列入《明史·奸臣传》里的人物。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被誉为“名相”。然而，仔细考察他们二人的为人行事，尤其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对世宗皇帝的态度及政事，我们简直找不出忠奸之间的界线，无法分辨孰忠孰奸。

一、严嵩、徐阶之争

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权力很大，争夺首辅之位的政治斗争也愈演愈烈。嘉靖初，杨廷合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张璁以大礼议倒阁，坐上了首辅的宝座。数年后，夏言又攻击张璁，当上了内阁首辅。但好景不长，严嵩以河套事件攻击夏言，使夏言惨遭弃市之刑。严嵩于是成为内阁首辅，沿袭成例，独操相权。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少保兼礼部尚书的身份入内阁，参预机务。严嵩、徐阶之间争夺内阁首辅之位的政治斗争也就开始了。

徐阶为人聪颖机敏，富于权谋韬略，“阴重不泄”，［1］城府很深。他是嘉靖二年探花，读书作古文辞章闻名士大夫间。世宗修玄崇道，徐阶迎合世宗心理，擅长撰写世宗斋醮用的“青词”，很受世宗赏识。这自然引起内阁首辅严嵩的关注，严嵩、徐阶之间斗争的幄幕就拉开了。其实，严嵩忌恨徐阶还有一个历史渊源。原来在夏言任内阁首辅秉政时，曾推荐过徐阶，按当时人的看法，徐阶是“夏党”了。严嵩既然除掉了夏言，就不能不提防徐阶。

世宗孝烈皇后去世，世宗打破成规，欲令皇后先入太庙供奉。礼部尚书徐阶抗言皇后没有先入太庙之先例，不同意世宗的主张。这使世宗勃然大怒，徐阶惶恐谢罪，尽改前说。世宗又让徐阶前往邯郸，主持吕仙祠的落成仪式，徐阶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借故不去，这也引起世宗不满。这些情况，严嵩知道后，“谓阶可间也，中伤之百方”。［2］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严嵩，遍论大臣贤否优劣，语及徐阶，严嵩乘机离间道：“（徐）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3］这时，徐阶地位岌岌可危，估计自己战胜不了严嵩，于是小心谨慎，委屈求全，恭谨地侍奉严嵩。与此同时，对撰写“青词”更加精益求精，以便博得世宗的欢心，寻找得力的靠山。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迷惑老于仕途的严嵩。不久，咸宁侯仇鸾得罪，严嵩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将徐阶牵连进去。但是，一打听，却发现请求治罪仇鸾的竟是徐阶！这件事使严嵩大吃一惊：徐阶过去与仇鸾关系密切，他们共同入直斋宫，徐阶能不顾友于之情，抢先告状，以使自己摆脱干系，其手段老辣狠毒，不可小觑。

严嵩、徐阶争权夺利，都是依恃世宗皇帝的支持，因此他俩有一共同之处：不顾事实、公理、正义，竭尽全力博取皇帝的宠信。严嵩位极人臣，虽然号称小心畏慎，但也难免疏乎大意，怠慢了世宗。徐阶与严嵩斗法，暂时处于劣势，不得不更加小心，更加恭慎，更加处心积虑。徐阶不仅精心撰写“青词”，还主动请求为世宗烧炼灵芝。一次，世宗将五色灵芝分给严嵩等人，让他们按药方炼就仙丹，供自己服食。世宗没有分给徐阶，并且对徐阶说：“卿（阶）政本所关，不相溷也。”徐阶为人机敏，马上嗅出世宗对自己的不信任气息，惶恐奏道：“人臣之义，孰有过于保天子万年者？（炼仙丹）且非政本而何？”［4］这一番话，使世宗非常高兴，马上将五色灵芝分给徐阶，让徐阶参与炼长生不死之药的活动。在这件事上，徐阶也接受了教训，“于上（世宗）所向往，不复持矣”［5］——对于世宗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反对意见，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了。

自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不复居住大内。但是世宗在西苑的居处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临时迁往玉熙殿，玉熙殿室屋湫隘，一向迷信的世宗一心想重修宫殿。世宗将重修的想法告诉严嵩，严嵩并未能理解世宗的心情，反而劝世宗迁回大内居住，这又引起世宗想起伤心旧事，因此对严嵩很不满。世宗转而询问徐阶，徐阶马上领会世宗的意图，提出修建新宫，并建议以修建三大殿余材，让工部尚书雷礼负责，很快就会建成。世宗对徐阶的建议非常满意，任命徐阶之子尚宝丞徐璠任工部主事，负责营建事宜。十旬之后，新宫建成，世宗立即搬了进去。［6］在这件事上，严嵩考虑到世宗久居于西苑，不召见大臣，营建又要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可谓处于公心；徐阶则一意讨好世宗，置朝政大事、财力、人力于脑后，可谓机心太盛了。当时人也“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臾旨”［7］。但是，这件事后，世宗更加亲近徐阶，疏远严嵩。朝政大事多问及徐阶，很少顾问严嵩了。

严嵩鉴于自己败局已定的局面，害怕徐阶报复自己及子女，转过来乞怜于徐阶。一天，严嵩摆酒设宴，隆重地宴请徐阶。严嵩让子孙家人跪拜徐阶，自己则举杯说道：“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之。”［8］徐阶表面上客客气气地表示不敢，内心则窃喜起来：终于从恭谨地侍奉严嵩过渡到严嵩乞怜于自己了。

这时徐阶早已想好了除掉严嵩的办法。针对世宗皇帝信奉道教的特点，徐阶设法表明罢黜严氏，乃是神仙玉帝的旨意。这时，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士大夫间，徐阶将他推荐给世宗。于是蓝道行进入了西苑，为世宗预决吉凶祸福。由于蓝道行串通世宗心腹太监，所以言事每每奇中，使世宗深信不疑。一天，严嵩有密札进呈，徐阶事先通告了蓝道行。蓝道行于是进行扶乩活动，预告说：“今日有奸臣奏事。”一会儿，严嵩的密札送到了。这样，通过仙语道术，在世宗的心中严嵩有奸臣之嫌了。又有一天，世宗又让蓝道行扶乩，世宗问：“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行装成乩仙回答说：“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世宗又问：“谁为贤，不肖？”蓝道行回答说：“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世宗又问：“我也知道严嵩父子贪，上帝何不震而殛之？”蓝道行机敏地回答说：“上帝殛之，则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属汝。”［9］这番话，对崇信道教的世宗震动很大。

接着，徐阶又令御史邹应龙趁热打铁，上疏弹劾严嵩。邹应龙很快写成《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弹劾严嵩纵容其子严世蕃“念污误国”诸罪，洋洋洒洒有数千言之多。世宗读着邹应龙的奏疏，思考着蓝道行扶乩之语，终于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致仕。在圣谕中，世宗仍不忘严嵩“力赞玄修”之功，只纠其“纵爱逆子”之罪。

徐阶升任内阁首辅之后，知道世宗仍顾念严嵩，为防止严嵩反扑伤己，仍继续迷惑严氏父子。据记载，“嵩既去，（徐阶仍）书问不绝。久之，世蕃亦忘旧事，谓‘徐老不我毒’”。［10］放松了警惕，继续任意胡为。严世蕃未至戍所，在家乡征集人手大建馆舍，为所欲为。巡按御史林润劾严世蕃不法诸事。世宗大怒，下令逮捕严世蕃等人，交三法司审理。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人欲置严世蕃等于死地，将他的各种罪过，包括杀谏臣等都写进奏疏上报。徐阶认为，这样以来势必激起善护己短的明世宗之怒，反而救了严世蕃。因此，从袖中拿出自己早已写好的奏章，让人誉清上交。徐阶所写奏章，主要列举了严世蕃纠集亡命之徒，勾结倭寇，蓄意造反。见南昌仓地有王气，乃大造府第，图谋不轨。徐阶在奏疏中极言“事已勘实”［11］，世宗信以为真，下令处死严世蕃，籍没严氏家产。至此，徐阶与严氏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是徐阶与严嵩的争权夺利，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徐阶在严嵩得势时，为了讨好严嵩，将其长子徐璠之女许配严世蕃之子，使严嵩很高兴，不再怀疑徐阶。后来严世蕃判处斩刑，徐璠进见父亲，愠怒不语，然后回到内宅，将亲生女儿毒杀，徐阶知道孙女已死，“冁然颔之”。［12］为了权位斗争，徐阶不惜牺牲自己的孙女，其心也太残忍了。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徐阶、严嵩为了争夺内阁首辅之位，都极力讨好世宗，力赞玄修，徐阶更进一步，辅助世宗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为扳倒严嵩，“名相”徐阶勾结道士，伪造乩仙之言；为杀死严世蕃，诬陷他勾结倭寇，图谋夺位。其斗争策略真是无所不用，阴险歹毒。这也反映出徐阶个人道德是很不高尚的。而“奸臣”严嵩则有所顾忌，反对大兴土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严嵩、徐阶执政的比较

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权力很大，虽然没有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内阁首辅独揽票拟之权，包括次辅在内的大学士鲜有决定权。严嵩作内阁首辅十五年，徐阶作内阁首辅六年。严嵩是嘉靖一朝的内阁首辅，徐阶则在嘉靖末、隆庆初作首辅，侍奉了两个皇帝。下面，我们从赞助玄修、执政方针、对庚戌之变和倭寇问题采取的对策等四个方面进行简单比较。

前文已经提到，为了争取世宗的支持，严嵩、徐阶都积极、主动赞助世宗玄修。对严嵩来说，他执政期间表里如一，前后一致地支持世宗，世宗曾赐给他“忠勤敏达”等印记，“忠弼”等字幅。即使在勒令严嵩致仕时，世宗仍认为严嵩有“力赞玄修”之功。这种前后一致，或许与他在世宗生前即被扳倒的事实有关。

与严嵩只作一朝内阁首辅相比，徐阶则作了两朝内阁首辅，但年限却不长。世宗在世时，徐阶极力赞助玄修，撰写青词精益求精，主动为世宗炼灵芝等长寿仙药，还认为这是政本所在。但是，世宗去世后，徐阶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世宗崇道修玄进行批评。在徐阶起草的世宗遗诏中，他以世宗的口气说道：“惟念朕远奉列圣家法，近承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乘机诳惑，祷祠日举，土木岁兴。郊庙不亲，朝纲久废。既违成宪，又负初心。”［13］因此，下令凡斋醮、土木工程、采购珠宝、织作等事全部停罢。诏书最后对世宗朝大臣争献祥瑞、进“青词”一事进行辨解，诏书写道：“于戏！子以继志、述事兼善为孝，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14］这一遗诏表明，徐阶在热衷于赞助世宗玄修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崇道修玄的荒诞不经、劳民伤财，但为了“将顺”、讨好世宗，徐阶仍知其不可而为之。世宗去世后，他起草遗诏，特别强调人臣以“将顺、匡救两尽为忠”，既是为了安抚那些进献祥瑞、“青词”的大臣，更是为自己以往的行为开脱，为以后政治上的主动创造条件。

徐阶所起草的诏书，在受到一些人称赞的同时，也受到同僚的反对。大学士郭朴即指出：“徐公谤先帝，可斩也。”［15］大学士高拱也指责徐阶前后矛盾、表里不一的态度。一次，大学士们一起吃饭，高拱指斥徐阶道：“公在先朝草‘青词’媚上，宫车甫宴驾，而即背之。今又结言路，必逐旧邸臣，何也？”［16］从大学士郭朴、高拱的言词来看，当时大臣对徐阶前后不一的政治手腕多有不满，多有指斥。

严嵩在内阁首辅任上，大权独揽，史书称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17］。世宗自嘉靖十八年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即移居西苑，不入大内。这使“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18］这表明，世宗虽不视朝，不接见大臣，但仍牢牢把握大权，独断专行。在这种情况下，严嵩的专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只是代皇帝总政而已。对此，明人多有记述。史臣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咎，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19］范守己指出，世宗朝首辅拟旨，世宗多有窜改，有不留数字者，即使全合世宗之意，也改定数字，以显示自己的独断。因此，范守己指出：自古以来，“揽朝纲如帝（指世宗）者，几何人哉！”［20］在这种情况下，严嵩是无法专权的，即使专权，其程度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徐阶扳倒严嵩后，为彰显严嵩专权之过恶，表明自己执政的方针，在世宗所赐直房的壁上，书写了三句话：“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21］据记载，徐阶执政后，朝士侃侃而谈，言论发舒，得行其意，任事者得以令名终。朝政比钳制言论，镇压言官的严嵩为首辅时清明许多。但是，徐阶本人也专权。如起草世宗遗诏这等大事，徐阶独自完成，连同列大学士郭朴、高拱都不预知其事。而且，徐阶所标榜的执政方针并未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至多不过是权力的再分配而已，当时即有人反对，“或谓非宰臣体”［22］。

嘉靖年间比较重大的问题是北虏南倭的骚扰。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包围了北京，内阁首辅严嵩束手无策，听任俺答饱掠而去。当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除了几句冠冕堂皇的大话外，也无破虏奇谋异策，同样睁眼看着俺答大军饱掠后出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二人的作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或许是当时国力、军事实力使然，任何个人在这一问题上都难以有所作为。

庚戌之变后，世宗下令杀死不敢作战的兵部尚书丁汝夔，《明史·严嵩传》认为丁汝夔不敢指挥诸将作战，是秉承严嵩的旨意办的，似乎丁汝夔是严嵩的替死鬼。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严嵩之错仅仅是本能救丁汝夔一命，王世贞指出：“兵部尚书丁汝夔虽以调度失宜，然为人洁廉。杨守谦，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指世宗）怒其不能破贼，诛之。（严）嵩皆不能救。”［23］很明显，王世贞的记载是可信的，《明史》的记载有失偏颇。因为庚戌之变对世宗震动很大，世宗亲自处理此事，以其机敏善疑的个性，在事实面前，任何人也无法欺骗他。其二，王世贞之父王忬亦被世宗所杀，严嵩未能挽救，王世贞与严嵩有仇，不可能美化严嵩。因此，王世贞认为严嵩的责任仅仅是不能救丁汝夔一命是真实可信的。

在江南发生的倭寇骚扰，给明朝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江南半壁河山。最后严嵩重用亲信赵文华督师江南，在总督胡宗宪策划下，明军逐步消灭了倭寇。在讨灭倭寇的过程中，一大批官员或被杀，或自杀，或被罢职。基中张经在取得“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后，仍被处死，时人多为其称冤。《明史》亦认为张经之死，“（严）嵩皆有力焉。”［24］把张经之冤死归罪于内阁首辅严嵩。但是，当时人王世贞在《大学士徐公阶传》中指出，张经之死与徐阶有很大关系，是徐阶促成了世宗处死张经。王世贞指出，徐阶的家乡是松江华亭，“而是时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而（徐）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以询问（徐阶）”。［25］可以说徐阶在倭寇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同时，王世贞详细记录了张经被杀之因由，他写道：“江南督臣张经素贵而汰，然老将能持重，守便宜，不轻与贼斗。而恶之者谓（张）经家在闽，故近贼，不欲击以市恩。而（徐）阶信之，数龁于上。其后（张）经破贼，卒不免于死。前后督臣杨宜、周珫斥，抚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宠逮，（徐）阶有力焉。”［26］同上所述，我们认为王世贞所述是正确的，而《明史》所记则为贤者（徐阶）讳，为恶者（严嵩）添恶了。何以如此呢？我们知道，世宗去世后，徐阶及其门生张居正为《世宗实录》的总裁官，《世宗实录》上对政敌严嵩多贬词，而对徐阶多溢美。《明史》受实录影响，也是贬低严嵩而美化徐阶，甚而至于将张经之死归罪于无辜的严嵩，而为真正应当负责的徐阶开脱。这是当时修史者局限所在。

据《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一文记载，世宗在处死张经以后，也怀疑过张经是否冤枉。他询问严嵩，严嵩回答说：“此事，臣昨问徐阶、吕本（《明史》作李本）二臣，以乡邦被惨，闻见甚真，皆怨（张）经养寇损威，殃民糜饷，不逮问无以正法。”［27］明末清初人钱谦益也指出：“国史于（张）经之被逮，力言其功，为（赵）文华、（严）嵩所谗冤死，而东南之论殊不然。永陵史出江陵（指张居正）手，传闻异辞，不可以不核也。”［28］这些材料可以证实王世贞所记不误，同时也表明《世宗实录》确实对严嵩多贬词，对徐阶多溢美。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严嵩、徐阶执政情况作了比较，可以说严嵩并非全恶，在倭寇问题上是有所作为的；徐阶的所作所为，有不少亦非“名相”所当为者。其实，明朝人对严嵩蛮有不同的看法，有给予很高评价者。钱谦益即指出严嵩识见不凡，“分宜能知子莘（即尹耕），能用胡宗宪，其识见亦非他庸相可比”。［29］何良俊亦称他“怜才下士”。［30］徐阶在明人眼中，也不尽是良相的形象，对他批评亦复不少。明人支大纶批评徐阶，在嘉靖朝“玄文入直，伛偻献谀”，政绩“碌碌无奇”，至隆庆朝，才“稍惬公论”。［31］著名清官海瑞，对徐阶之品德也予以严厉的批评。海瑞指出，徐阶是“甘草国老”，“柔和之义胜，直方之德微”。［32］这些批评是颇中肯綮的。

三、严嵩、徐阶之个性行为

严嵩和徐阶都是科举制度的宠儿，严嵩中进士高第，入选庶吉士，徐阶更胜一筹，得中探花。他俩的文化水准都很高。严嵩作翰林院编修后，又辞官回家，“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33］何良俊更称赞严嵩之诗，“近代名家鲜有出其右者”。［34］徐阶亦有文名，史载，徐阶“读书为古文辞，从王守仁门人游，有声士大夫间”。［35］或许正是他们是词林高手，才都获得世宗青睐，入直西苑，供奉“青词”。

严嵩素有贪名，多次遭到言官弹劾，王世贞在《大学士严公嵩传》中亦多有论列。而徐阶却有“忠廉”之名，鲜有关于其贪污的记录。但是，我们从他们二人家产对比看，情况要复杂得多。

严嵩“降生于小家子”。［36］其父亲作吏；徐阶之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敝而补邑椽吏”，［37］可以说两人出身时，家业相当。可为官数十年后，严嵩积累了庞大家产。嘉靖四十一年三月籍没严嵩家时，登记的资产计有：黄金三万二千九百余两，白银二百二万余两，田地二万七千余亩，其他珠宝财物称是。为此，世宗下令将严嵩的财产一半拨入内府，一半充作边饷。但是过了十多个月，拨入内库的财产仅白银十万余两。对此，世宗大为不满，责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还，果何在耶？”［38］是的，登记如此之多的严嵩家产究竟在哪里？确实应该仔细考究。其实，如此巨额的财产，既不在犯家，又不在民家，国家亦未收，只能说明它根本不存在，是被人为地夸大了；夸大的目的，正是为了显示严嵩过恶而已。但是，为了补上登记上的数字，只能四处搜刮了。据记载，“比籍没严氏，赀财已稍稍散逸，按臣奉诏征之，急不能如数，乃听孔（即彭孔，“严党”之一）等指攀，于是株蔓及于无辜，一省骚扰矣。”［39］查抄严氏私财，却株连无辜，搞得一省骚扰，很好地说明严氏的财产被严重夸大了。

徐阶虽有廉能之名，但为官数十年后也积累了庞大产业。由于徐阶致仕后死去，家产未被查抄，他所拥有的金银珠玉没有确切的记载，现已无法查知。但徐阶的确拥有巨额田地，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亩。这些田产，多数以“投献”为借口，强占周围农民的。著名清官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接到无数状告徐阶一家侵占民田的状子，了解了徐阶土地的来源，于是勒令徐阶退田。这时，徐阶已致仕家居，慑于海瑞的威名，暂时退出了不少田产，但海瑞并不罢休，勒令徐阶退出大半田产，才能了结此案。这时，徐阶父子派人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罢免，徐阶保住了庞大的田产。

田产是当时的主要财产，严嵩虽然颇著贪名，但田产仅为二万七千余亩，徐阶素有廉名，但田产却高达四十万亩，是严嵩的十五倍。仅从田产的数量上看，严嵩与徐阶相比，孰贪孰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或许与在家乡占有的土地数量有关，严嵩在家乡袁州颇受崇敬，怀念。万历时人朱国桢曾到过江西袁州，祭扫了严嵩之墓，了解到当地人对严氏的感情。他写道：“分宜之恶，谈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之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详自有不同处。”［40］江西人，尤其袁州人思念严嵩，表明严嵩对家乡是有贡献的，起码没有为恶于乡。据记载，一次江西按察佥事林一新至袁州，适逢严氏仆人犯法，林一新将其执而笞之。事后，严嵩很敬重林一新，“一新入贺京师，嵩甚加敬礼，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41］这也表明严嵩是严厉约束家人的，能够顾及大义，鼓励地方官惩治那些为恶的子弟家人。

与严嵩情形正相反，徐阶在家乡就很不得人心，侵占土地受到乡民的状告，被迫退田。又不能约束家人，造成“子弟颇横乡里”，在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诸子“皆编戍”，［42］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严嵩执政时，一再受到言官弹劾，严嵩采取高压政策，或杀或遣，造成了沈炼等一批冤案，其过恶不小。徐阶对言官持支持态度，保护言官，赢得了美名，但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如抗倭名臣胡宗宪之瘐死，就是徐阶一手造成的，是徐阶打击政敌，不顾事实的牺牲品，当时人对此也颇多赀议。如王世贞即指出：“吾心知绩溪（指胡宗宪）之功，为华亭（指徐阶）所压，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两违心事也。”［43］布衣沈嘉则作过胡宗宪慕僚，胡宗宪死后，“嘉则走哭墓下，持所为诔，遍告士大夫，颂其冤状。”［44］徐阶能将抗倭功臣以“严党”之名瘐死，又能诬陷严世蕃至死，同严嵩诬陷夏言至死一样，其性格是狠辣的，有不顾一切置政敌于死地的政治手腕，他们的性格也有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史书中所称的奸相严嵩是要大打折扣的，所称名相徐阶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通过他们二人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说，严嵩有不少政绩，如任用胡宗宪等人讨平倭寇、善于识见人才，因此有不少人，尤其是袁州人怀念他；徐阶有不少劣迹，如纵子为恶，横行乡里，徐阶的政绩，只是在严嵩之后政变施政方针，实行宽松政治，还政于六部，乃赢得了人心。更重要的，一是一向富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廉臣”徐阶的十五分之一，表明徐阶亦是一大贪官，而非廉臣。二是严嵩、徐阶的相似之处实在太多了；赞助玄修，迎合世宗；打击政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心黑手辣。三是《世宗实录》及《明史》中对严嵩多有贬词，对徐阶多有溢美。这使后人对严嵩、徐阶很难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评价和认识。平心而论，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可以说他们二人都是功过相伴，难以全面肯定，也难以全面否定的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历史人物。

尽信书则不如不读书。严嵩、徐阶两个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告诉我们，读史书应当有鉴别真伪的功夫，敢于突破传统史书中将人物贴上“忠、奸”的标签的绝对的“二分法”，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研究历史人物。

注释：

［1］［2］［15］［21］［35］《明史》卷213《徐阶传》。

［3］［4］［5］［7］［25］［26］［37］  《献征录》卷16《大学士徐公阶传》。

［6］ 此从《明史·徐阶传》，按《明史·严嵩传》与上述记载稍有不同。《严嵩传》谓：“会万寿宫火，嵩请暂徙南城离宫。南城，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也。帝不悦。”

［8］［17］［18］［24］［33］  《明史》卷308《严嵩传》。

［9］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4《严嵩》。

［10］［11］  《明史纪事本末》卷54《严嵩用事》。

［1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8《严东楼》。

［13］［14］［16］［19］［20］《国榷》卷64。

［22］李贽：《续藏书》卷12《徐阶传》。

［23］［36］《献征录》卷16《大学士严公嵩传》。

［27］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于《倭变事略》。

［2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总督经》。

［2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尹佥事耕》。

［30］［3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6。

［31］支大纶：《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4。

［32］《海瑞集》附录，《乞治党邪言官疏》。

［38］《世宗实录》卷549。

［39］《世宗实录》卷544。

［40］朱国桢：《涌幢小品》卷9。

［41］查继佐：《罪惟录》卷30。

［42］《明史》卷213《高拱传》。

［4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4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沈记室明臣》。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