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记谢太傅与王右军语“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大约是由于早年对龚自珍的“少年哀乐过于人”过于偏爱，所以在很长一段岁月中对此所谓“中年哀乐”一直不甚了了。但人到中年日到午以后，再以充满血丝和疲倦的中年之眼重读旧日诗书，别一番的人生况味和幽昧情怀自然在所难免。而古人所谓的今日之我和昔日之我之辩，则是我对旧日华章越来越沉迷的根由。近日重读《唐才子传》，就有一些微茫的心得。过去读有唐一代才子诗人的生平诗文，最向往的就是他们的性情和丽句。今日重读，我的目光和心思却大都凝聚在他们的人生际遇，其中又特别是他们在仕途的坎坷和由此带来的人生沉浮之上。而“惜其伟材，只到黄绶”一语，也就成为特别能打动我心弦的一个字眼。要在相信“诗人不作官”的过去，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而，这种读书心得完全是一种在时光流逝中的新产物。

唐代有几位才子的命运极其相似，他们在新旧《唐书》上基本无传，有的只是在《艺文志》中偶有提及。这是我过去很少注意的一个问题，按照少年的理解和心态，如果说人的精神意识是宇宙中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诗人则无疑是人类世界中的灵长和精华。但这个年轻的思路在此番重温中遇到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说他们如此重要，那么他们为什么在中国历史记录上集体地失踪了。即使在元人辛文房这部专门为才子立传的“儒林外史”中，他们的事迹也是简略得不能再简略了。而如果要深入追究其中的原因，似乎都和一个叫“黄绶”的官称有关。

如《唐才子传》记李颀云：“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一时名辈，莫不重之。工诗，发调既清，修词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多为放浪之语，足可震荡心灵。惜其伟材，只到黄绶。”据考证，黄绶初代指县尉之职，如《汉书·百官志》：“县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在唐代，“黄绶”既指县丞一类的小官，也代指在秘书省就职。据符载《送袁校书归秘书省序》记载：“国朝以进士擢第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兰台校书为黄绶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阁，非声名衰落，体命坎坷，不数十岁，公卿之府，缓步而登之。”这段话的末句之意是，从黄绶起步，即使运气很好，也要十年以上才能成为公卿。看来，黄绶本意是指官职卑小，和白居易感慨的“江州司马青衫湿”相差无几。

根据《唐才子传》的记载，和“黄绶”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常建、王昌龄等几位。无论诗人，还是他们的传记者，似乎都很看重这个“黄绶”。在诗人一边，一讲到“黄绶”就难免流露出怨言，如李欣在《寄綦毋潜》诗中云“新加大邑绶仍黄”，如王昌龄《郑县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中所谓“子为黄绶羁，余忝蓬山顾”，都是抱怨仕途的不可人意。另一方面，这也是传记者喜欢替诗人打抱不平的原始意象。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谈到李欣诗歌时说，“至如《送暨道士》‘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又《听弹胡笳声》云：‘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足可歔欷，震荡心神。惜其伟材，只到黄绶。”又如《唐才子传》记常建：“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科。大历中授盱眙尉，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当时。”而且作者还把这种士之不遇同魏晋时代相提并论，曰“古称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鲍照卒于参军，今建亦沦于一尉，悲夫！”由此可知，这些才子诗人们的不幸命运与黄绶的联系是如何密切了。

这几位“只到黄绶”者的诗歌都好，而他们的命运则是终生不过一尉而已。诗歌的好和身份的卑微叠合在一起，自然容易在读者心中激荡起情感的巨澜。这一点正是古人所特别喜欢宣讲的。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所载诗人就以常建为首，但对常建生平最大的感慨只有一句“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李颀的诗在唐代写得相当好，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予绝喜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流水，看取浅深愁。’且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悽恻，而闻帘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报，不言可知。”然而最终也只能是“惜其伟材，只到黄绶”。

由此我想到的一个早年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问题是，他们绶带颜色的低贱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地位，正如中国人讲的人微言轻，或者是孟子讲的“位卑而言高，罪也”。尽管古人有“穷而后工”的说法，现代文艺学也特别喜欢强调诗歌与物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如杜甫所痛言的“名岂文章著”，一个诗人的政治地位也绝不会和他的艺术地位毫无关系的。由此看来，实在应该有人来写一部《黄绶者的诗学》，它比时下流行的以李杜为最高标准的唐诗学，大约会有更深微的人文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