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自《汲冢》复土以来，备受当时西晋朝廷的重视，数次修订整理，已卓有成效。但几经波折、篡改、废弃，致使此书已面目全非，若非好心人再次肯收留，我想此书已成逸书。但如此具有历史价值的奇书，却在我们的先儒手里恣意糟蹋，其中的隐情就在于它的“奇”，奇就奇在于它所记的历史与儒家传统背道而驰，奇就奇在于它的所谓事实让信奉孔孟的儒者无法接受，奇就奇在于它的言说让后人争论了近千年而无定论。为澄清事实真相，《汲冢》便将《史记》告上了法庭，辩论异常激烈，案情异常悬疑……

(正文) 最近看到一些时人的关于先秦史著作，尤其如唐尧、虞舜、夏禹等楷模人物，作者叙事都特别高调，似乎在刻意表达着什么。案发原因：因为一直以来被儒家奉为人类道德最高典型的唐尧、虞舜、夏禹、伊尹、共和等几位圣贤被《汲冢》“起诉”了。

了解此案，首先要梳理谁是被告，谁是原告，我们姑且把推崇圣君圣人的代表《史记》作为被告，追求现实唯物主义的代表《汲冢》作为原告。诸位读者则作为听众。法官则由明察秋毫的国学大师担任。

根据案件发展，我们了解到《史记》的作者为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为著《史记》，含垢受辱，隐忍苟活，以实记史，以史记事，所以《史记》历来备受青睐，是国家免检产品“信史”系列。当然其中的质量我们也不容忽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其知名度高，所以不在聒噪叙说了。再谈《汲冢》，《汲冢》又名《竹书纪年》，是战国魏的一位史官辑录上古三代书。晋太康间，一群盗墓者发掘了汲县的一座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後来政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但经中书监荀勗先生﹑中书令和峤先生负责整理，已基本定形，但仍有不少争议。再问其原简，已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传抄本也在晚唐消失，考其原因，还是《汲冢》在书中排斥了儒家对于唐尧、虞舜、夏禹、伊尹、共和的推崇。儒家的说法咋样？

儒家说“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尚书》、《论语》、《孟子》、《墨子》、《史记》等绝大多数经典正史都持此说。对于唐尧的人品为："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对于虞舜的人品为："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对于大禹的人品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对于伊尹的一生是："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襃帝太甲，称太宗"。共和的说法是厉王奔于彘，共伯和辅佐王室十四年，最后还政于宣王。

以上说法，几乎把五位圣贤的人格和功绩赞成了无上至德，高山流水，景行仰止，成为后世楷模，帝王佳谈。

但以《汲冢》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另持一说：同为儒家的战国荀子却说："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法家韩非子则更具体说明："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唐刘知几《史通》引《汲冢琐语》曰：“舜放尧于平阳”。司马贞《史记正义》引《汲冢》书曰："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是不与父相见也"。《战国策.燕策一》："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汲冢》记：“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又说“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

以上说法，又几乎把五位圣贤贬成了谋朝篡位，无所用其极，凶狠残忍的人。

根据案情进一步发展，我们发现儒家的说法不管在典籍旁证方面还是在学者的心目当中都占绝对优势。但我们也不能信于所闻。继续看下去，我们撇开被告的学说不谈，我们看下原告方的辩论是否成立。首先：我们了解下荀子与其著作。荀子本人是战国末期最重要的儒家代表，唐尧、虞舜几乎是儒家的精神支杆，作为孔孟学说的继承人，不大可能会捣毁自己学说的精神支杆，更何况“浅者之传，陋者之说”，这句话是针对谁呢？难道是针对自己的祖师爷孔子吗？这不可能。荀子当年的话，我们是无法听到，但其著作《荀子》虽记录荀子的思想，但此书并非完全是荀子本人所著，它是由其弟子辑录而成。更何况还有吕思勉、杨筠如等人完全否定其为伪书，则其论更不可成立。在《荀子.尧问》还有这么一段话也值得考虑：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从以上看出，荀子并不否认唐尧、虞舜，至少认为唐尧是以天下为己任，虞舜是位“行微无怠，忠信无倦”的贤臣。

再看下《韩非子》，《韩非子》是一部不朽的法家著作，但读过此书的学者都知道，其中心思想无非是为尊君，大谈“弑君”“谋乱”之阔论，把君推向权利顶峰，把臣子说成是潜伏在羔羊身边的狼，其思想太过于极端，我每读此书，未尝不寒栗，当然这也是战国时的惯例。但韩非子在宣传自己学说，巩固自己的危言耸听，自然也会取“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传闻来恐吓君主，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也是不难理解。更何况，《韩非子》毕竟不是正史，其所截取的史料是不需要详加审核的。

再看下《战国策》，我们姑且了解下《燕策》对于此事的背景：苏氏是战国纵横家的领袖，苏秦就曾佩带山东六国相印，名显一时，因在燕国的地位，就曾与燕王的相子之联姻，苏秦的弟弟苏代想要使燕王重用子之，所以故意声称齐王不能称霸，原因在于“不信其臣”，激燕王让国子之，可以比拟唐尧，燕王果真让位子之，但实际大权却掌握在太子平身上，所以子之党羽为消除隐患，才对燕王引禹益之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这很明显，不过是些权臣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引的例子，但这例子实际上是很矛盾的，因为在同一章内又出现了一句：“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既然尧可以让天下于许由，又如何不会让天下于虞舜。

再看下《汲冢》，我们知道他的原简已经无法核实。又经后世的篡改，已面目全非，而儒者又因其内容与古人思想异道，对其大加排斥，称其为“荒谬”。也因为这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汲冢》，自然是面目全非，已非古本，所以其可靠性并不纯。但经后人整理，在战国纪年方面，《汲冢》相对于《史记》而言，有明显的优越性，因为《史记》在编排战国纪年时，岁月舛错，前后无序，但这也是可以理解。《汲冢》毕竟是战国书，战国人记战国史，当然可靠性高，而太史公当秦焚书之后，资料匮乏，所因者唯《世本》，而上及战国有百余年，能够保留现在的规模，已相当不容易。至于太甲杀伊尹，却反而令他两个儿子瓜分其父田产，这实在难以令人信服。难道伊陟、伊奋是忤逆的不孝子？就算是不孝子，太甲不斩草除根，不怕给自己留下后患吗？至于共和，共和如果真篡位十四年才被宣王取代，那请问十四年的岁月宣王在何处度过？共伯不会杀宣王以绝人望？在周朝大小宗观念极强，诸侯势力又极大的社会，竟然能够使共和太平当了十四年的天王？而在此之间，竟无一诸侯起兵讨逆？这实在不可思议。

《汲冢》的确在文人的眼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也使《汲冢》丧失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蓝天。但反过来想，就算《汲冢》的原简现于今日，就算没被任何人破坏，包括那些盗墓者，单凭《汲冢》一书便要推翻尧、舜，岂不更加荒谬。但如今却有不少学者，似乎是有经纬天地之才的，似乎是有包罗万象之学的，似乎是有通古知今之能的，他们在叙述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是亲眼见到过，亲耳听到过一样，在不查之下，非常不明智的否定别人对于唐尧、虞舜、夏禹的崇拜，并且还断定了儒家只不过是为创造表率，规束君臣思想而故意描绘的一个虚象。先儒们可能是看到《汲冢》之后，情绪太激动，所以对其进行破坏，封杀，其实这是不必的。历史就是事实，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如果历史真如《汲冢》所说，我只能遗憾的接受事实。但疑点实在太多，《史记》的学者或许无法接受心中的偶像受到此等“诽谤”，而指责《汲冢》为荒谬之书；而《汲冢》的学者则希望通过此惊人之举，为四千年前的古人翻案而想走此终南捷径，但不管如何，我希望能冷静的观察历史，事实有时候往往会被情绪所蒙蔽。

此案到现在，该让诸位学者思考下，但我想此案的争论恐怕会永无休止。不管孰是孰非，千秋功过，休且不论。但我认为某些学者非常武断的判定某一件历史悬案，口气不容拒绝，其实际不过是欲哗众取宠，以邀读者之目，以取学术之名而已，这则是我们所应该不齿的地方。好了，罗嗦的话讲了一大堆，接下来便有我们明察秋毫的大师和腹内春秋的学者们提一点宝贵的意见吧。

作者简介：吴瑞龙，原名鑫宝，字靖钰，浙江绍兴人，生于一九八八年。主要学习先秦史学、古文学，兼学礼仪、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