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与周勃、周亚夫是处于不同时代的三个历史人物，前者范蠡是春秋末期的越国人，后者周勃、周亚夫历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三代。前者与后者相距约三百年，历史向前发展了，但后者比前者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却倒退了。

一、建立了功名以后前者主动离开君王，后者被动离开君王

范蠡与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许多重大决策都是范蠡制定的，终于灭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耻，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东，勾践得势于一时，号称霸王，而范蠡亦称为上将军。此时的范蠡可谓权重一时，威震天下。但是，范蠡却没有被眼前的繁华和荣耀迷住了眼睛，他清醒地认识到勾践的为人，应该说，是他看透了古今一切君王的为人，“可与同患，不可处安”，于是书辞勾践，“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泛海以行，终不反。”

范蠡曾从齐国写信给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没有听范蠡的话，而是称病不朝。有人谗言种作乱，越王赐其剑，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随即自杀。

为什么范蠡能透过繁华看到衰落，透过荣耀看到悲伤、囚禁、赐死？他不仅熟知勾践的个性“长颈鸟喙”，而且熟知一切君主的共性。君王在打江山时，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能与同事者共处，而一旦政权到手，他所要建立的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看重的是他的一个又一个爱妃，一个又一个王子，那么对他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与他共同打天下的重臣。范蠡算是看透了，“与其私徒属乘舟泛海”，何乐而不为呢？据说“私徒属”里，就有绝代美女、对吴王成功实施了范蠡设计的美人计的西施，那就更有几分浪漫情调。

人能不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看到多数人看不到的另一面，是最难能可贵的！

范蠡建立了功名以后主动离开君王，其心情的愉悦是可想而知的。而三百年后的周勃、周亚夫做得怎么样呢？

周勃跟随刘邦打江山，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这一点有目共睹。后来，周勃与丞相陈平平息了诸吕，拥戴忠厚老实的刘恒为皇帝，是为汉文帝。可以说，如果不是周勃，刘恒还会在中都当一世的默默无闻的代王。文帝当权以后，以周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万户。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对周勃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是由于别人的提醒，周勃害怕了，感到自身的危险，才向皇帝提出辞职，皇帝也就同意了。

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他带领的军队在匈奴入侵时驻扎在细柳，纪律严明，得到汉文帝的称赞：“此真将军！”此后，在平息吴王濞的叛乱中立了大功，从太尉升为丞相。之后，有两件事，使得景帝与他的关系疏远。一件，窦太后提出：“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一时拿不定主张，说是与丞相商量一下。亚夫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王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当时的态度是“默然而止”。另一件，匈奴王徐卢五人投降汉朝，景帝欲对其封侯，以劝后人。丞相亚夫说：“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乃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由此称病。景帝三年，亚夫因病免相。周亚夫一味死搬教条，是被景帝“免相”而离开的。他比父亲还不如。

周勃、周亚夫离开君王都是被动的，可想而知他们的心情是抑郁、悲伤、无助、怨恨。

二、离职以后前者走向人生再创造之路，后者不再有任何创造

范蠡浮海游荡，改名换姓，在海边上耕种，苦身戮力，父子治产，没有多长时间，家产已达数万。齐人听说他的贤能，请他担任齐相，范蠡婉然谢绝道：“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他归还相印，散尽财产，分给亲朋好友，怀其重宝，从小路离开，到达陶这个地方。范蠡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部，交易畅通，为生可以致富。于是，他自称陶朱公。又邀家人一同耕地饲养牲畜，并做转物生意，取十分之一的利润。居住了没有多长时间，他又资累巨万。天下人都称他陶朱公。

范蠡在愉悦的心情下走上人生再创造之路，而周勃、周亚夫呢？

周勃离去官职以后“自畏恐诛”，“常披甲”乃至于见河东守尉还要“令家人持兵以见之”。结果呢？守尉告他谋反，因此被捕入狱。周亚夫离职后，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为替父亲买葬器之事得罪了地方上的庸官。庸官怒而上告，当然也牵扯到条侯（周亚夫）。孝文帝知道此事，责承下面处理。吏簿责备条侯，条侯却不以为然，不予回答。景帝听到后，骂道：“我早就不用这个人了。”于是召廷尉办案。廷尉斥责条侯：“你是要造反吗？”亚夫应对：“我所买的器物，是由我死后安葬用的，怎么就说我造反？”廷尉大怒：“你纵然不反地上，也要反地下！”更加紧地对其迫害。入狱后，条侯五天不吃不喝，呕血而亡。

二、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相反的人生结局

同是国家重臣，同是离开君王，其结局为什么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

范蠡生活在春秋与战国之交的一段时期，此时由于铁农具的使用与牛耕的推广，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整个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地主阶级正在兴起，奴隶社会正在被封建社会所代替。范蠡正是当时充满活力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不但购置了田地，而且善于经商，思想开明，头脑活络。他做官，又弃官；经商，又轻视钱财，散尽巨额资产。选择决定本质。从范蠡的两次选择中，不难看出他看轻的是官与钱，看重的是人的自身价值。在他看来，做官就看重官位，能上不能下，赚钱就看重钱财，能多不能少，是“不祥”的事。他相信人生并非一次创造，是可以进行多次创造的。他豁达、乐观，情感丰富，追求爱情，很自信，也很自豪。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与胆量，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正由于他看重了人的自身价值，在散尽了巨额资产以后，没有几年，又资累巨万了。他这一生过得很开心，很乐意，也很有成就感。

周勃、周亚夫生活在西汉时期。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无不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为自己的目标，他们俩参与了塑造皇权和镇压反抗皇权的一次次行动。他们的思想长期局限在皇帝为他们设计的套路里，而不能自拔。官本位的保守思想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周勃离去官职以后“自畏恐诛”，“常披甲”，可见其精神紧张到何等程度。披着盔甲在家中闲居，在别人看来，确实有几分不正常。但细细一想，就很自然了。他是太看重当官给他带来的价值了。完全不能像范蠡那样去看到自己除了官之外的存在价值。他把自己的人生与官职划上了等号。于是，连这个失去了官的躯体也要拼命保护。乃至于见河东守尉还要“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守尉告他谋反，他因此被捕入狱。如果不是狱吏指示他通裙带关系，他这个牢还不知要坐到什么时候。周亚夫更看重当官给自己带来的价值，竟然看重根本不存在的来世，想法要一个什么“葬器”，无非是希望转世投胎以后再做高官。谁知这个说不上嘴的事情却也得罪了人，也落得个谋反的罪名，五天不吃不喝，呕血而亡，结局极为悲惨。

范蠡之比周勃、周亚夫，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结局竟然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