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四十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前307年）赵武灵王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国人皆不欲，公子成称疾不朝。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64页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文化意味”的改革，据我所知的文化史，在此之前，我们中国打仗是用车战，屈原与赵武灵王是同时代人，屈原的《国殇》中有“车错毂兮短兵接”、“左骖殁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等诗句，足以见证。战争因器具、战器和科技的发展而有不同的形态，战争或军备竞赛刺激了武器的技术进步，科技和制造业的发展也为战争提供了新的装备和概念。越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当时遭到激烈的抵制，我想恐怕是“胡服”远甚于“骑射”，从后来历史常识中我们可以得知，国君、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对新式武器的排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新式武器的威力容易得到证明，军事上的优势可以迅速改变顽固的旧思想，就连腐败颟顸的晚清统治集团，也晓得“坚船利炮”的好处。

　　真正的困难是“胡服”，服饰是最具文化象征意味的，“汉家衣冠”改变起来的难度是相当大的，虽然“胡服”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骑射”，但军队和上层贵族的改变就等于是全国的改变，心理上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清初汉人就因为剃头和服饰问题和满人作了持久的抗争，国土沦亡、君父诛杀和朝代更迭都没有象改穿衣服和剃头这样的小事引发人民心理上的顽强抵抗。满清在这方面也比其它方面更叫真，“留发不留头”——这一国策是那么的不容置疑。对服饰的认同略等于对文化的认同，对文化的认同是比服从军事、政治统治更高级的征服。当然最后，满汉都有妥协，男从妇不从，生从死不从等等。有意思的是，到了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老百姓（绝大多数是汉人）又不愿剃掉辫子了，辫子成了新一轮的文化积淀和表征，又成了不能更改的事物。

　　赵武灵王的改革是完成了，政治权力在作用文化方面的功效是很大的。权贵的榜样作用也是很大的。孙中山的中山装，毛泽东的“毛式”服装，胡耀邦、赵紫阳的西装，都是极具文化象征意味的。在这方面，还有卡斯特罗，霍梅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