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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试掘”行为的报道屡屡见诸媒体，以学术研究为名的呐喊声也越来越大，一些媒体更是兴致勃勃地“煽风点火”…… 帝王陵的发掘包括试掘行为在目前是不可取的，这有定论，定陵的历史教训也恍若眼前。１９５８年，定陵的发掘消息传播到各地，与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相对应的，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事实：由于发掘、保护、复原技术的严重不到位，墓门打开的瞬间，令人“瞠目结舌的金碧辉煌”灰飞烟灭。再加上其后“文革”中造反派的焚毁，定陵对于后人来说，除了空空的甬道和少量殉葬器物之外，除了悲怆和永久的缅怀之外，就是历史的前车之鉴了。 正是基于这种沉痛教训，我国政府定下了“绝不主动开掘帝王陵”的政策基调。半个世纪以来，政府的决策始终没有动摇，但是以学术研究为由要求开掘的声音不绝于耳。触目惊心的教训还在眼前，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些人却不仅不引以为戒，反而用虎视眈眈的发掘热情，不断地引发现实的争议。这样的热情即便是基于学术研究的原动力，但根本目的也只是满足一己、一个小群体或者当下现实的部分需要。作为历史学者，这是缺乏历史责任感的作为，既不以历史为鉴，也不关注历史的未来。 事实上，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手段和技术水平有所进步，但还远远难以承担大规模的发掘，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也还未过关，乾陵考古发掘一旦成为事实，恐怕结果难料。对于具有不可再生性特质的文化遗产来说，在没有绝对把握前提下的任何一个莽撞之举，都意味着永久的丧失。个别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帝王陵发掘，表面看旨在破解学术研究的悬念以获取历史的实证，实质上，已经构成对子孙和历史的不敬。 打开乾陵，乾陵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具观赏性的博物馆，但这个博物馆很可能只是“惊鸿一瞥”。历史的价值在于贯通古今而惠及长远，历史研究的可敬之处在于通过有限的事实收获无限的眼光和长远的关怀。 更何况，从历史的大局来说，文化遗产并不属于当下任何一个群体，它是整个人类的足迹。子孙拥有与我们同等的文化权利，这才是文化资源的代际公平。代际资源公平，已不是道德认识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秩序。对当代人来说，守护文化遗产的命脉是责任，把文化遗产安全地递交给子孙后代是应尽之份，而不是以占有和使用为荣，更不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前提下人为地毁损文化遗产。胸怀历史，传播历史，获得历史的功名，才是真正人文学者的眼光。 悲怆耻辱的历史不能轻易忘却，否则就会重蹈覆辙。让发掘的进军号子停下来，让静静深藏的文化遗产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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