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编者按：1月7日下午，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之邀，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作了题为《文化认同和儒学创新》的精彩讲演。此次演讲系国学院“国学论坛”2007年第一场。杜先生的讲演突出了“同”、“异”、“和”及“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儒学创新”四个关键词。强调传统儒家文化应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尤其在文明对话中求索反思，完成自身的现代转换，为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积极贡献。“国学论坛”系列学术讲座已举办了多次，本次讲座吸引了校内外的大批听众，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反响。这里将演讲内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很高兴能来中国人民大学作演讲，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交流与学习的机会。国学是具有一国民族特色的学问，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学。我是一直主张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文化认同的。文化认同首先是多元的、开放的，文化认同要与文化适应结合起来，你的认同越强，你的适应性也就越强。同时，文化认同也要有深层的自我反思。越能深入地洞悉文化的缺点与阴暗面，认同就会越深刻。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是不同的，从鲁迅到柏杨、李敖，看到的都是国民的劣根性甚至是丑陋的中国人；而日本则推出了日本文明的优势，樱花、菊与刀、武士道之忠。日本消化了两个轴心文明，现在正在消化吸收的是第三个，西方文明。我们总是拿自己的缺点来比西方的优点，极端地攻击国民性，这样的“弱人政策”是不足取的。我们希望中西方都能坐下来，在对等的框架下寻求共同发展的可能。这也正是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关系及儒学的创新。

文化认同

人类各文明的发展，起初少有对话。只有到了现代第二个轴心时代，平等互惠的文明对话才有了可能，但是人们还是觉得有些困难。轴心与非轴心文明之间、轴心文明之间、强弱势轴心文明之间的影响，往往不是通过学术，而是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来实现的。如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征服、伊斯兰帝国的扩张、十字军东征，分别造成了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与其它文明的碰撞。但是，佛教就是一个例外中的例外。古代印度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手段，它的传播是自愿的。它传入中国，是先进的中国学者抱着学习、取经的态度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完成的。开始是大量的佛经的翻译，后来佛教慢慢地完成了中国化，虽然玄奘的法相宗、唯识宗未能流传下来，但佛教得到了认同。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儒家息息相关，但儒家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甚至从来没有一枝独秀过，即使是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学经董仲书的提倡，到公孙弘时被定为国策。但汉武帝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儒家君主，他与宫廷中道教、方术的联系更加密切。儒家思想是一个从地方到中原、从非主流到主流的典型。它源自邹鲁文化，后来一度成为了主流。从汉末到唐代，中国思想的杰出人物不是来自儒家，而是来自于佛、道，唐玄宗曾亲注《孝经》，但这时的主流却是佛、道，13到14世纪，宋明理学逐渐传入越南、韩、日，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主流。儒家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东亚的、越南的、海外的，它的内涵极其丰富。所以，文化认同不是封闭的，儒家在历史进程中也是有起伏的，从古代到鸦片战争再到现代儒家几经起落。所以，儒家如何创新，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就是多元与开放的重要性所在。一般讲，中国文化是三教为主，实际是明代又加上了基督教（唐代叫做景教，曾有《大唐景教流行碑》）。17世纪利马窦来到中国，天主教传入中国，1600后是最重要的五十年，据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研究，此时有百分之三十的朝廷官员赞成天主教，因为大礼的关系，利氏受到了来自天主教内部的批判，加上朝廷对官员的禁令，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势头被打断。可见，17世纪在利马窦时代，西方文化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很多。此后，到19世纪国门再开，西方已经经历了工业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斯兰教在宋代就已经传入中国，泉州作为贸易中心聚集许多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的哲学家也做出过很高的贡献，值得我们去研究。伊斯兰原来只有三种文字，直到19世纪德语英语传入，伊斯兰神学才有了重大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对话的文明（dialogical china）.《论语》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对话。对话的基本价值是容忍，它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儒家讲求入世，但儒家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严格的说，从没有一部儒家经典是不能怀疑的绝对权威。其它宗教则不然，不信仰是无法进入它的语境的，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全知全能全在，这些要由信念来指导，而儒家则没有。儒家不是宗教，但它有精神性的信仰，是具有宗教性的。光有容忍是不够的，不要主动承认对方的存在，如巴以之争，已互相默认对方的存在。严格意义上讲，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互相尊重已经形成。“一个基督教徒能否同时又是一个佛教徒，一个佛教徒能否同时又是一个基督教徒？”Code与阿部吉雄的问题本身就已经显示出了这一点。这就是相互尊重，这一点对基督教徒来说很难，他们认为人生来有罪，人有义务去拯救那些有罪的，说服他们听到上帝的福音，对象越不信仰，自己的义务责任心就越强。新加坡曾尝试通过宗教来发展自己的教育。他们的部长认为宗教“劝人为善”，计划将宗教故事选入教材，但是迫于潜在的宗教的差异引起的冲突，最终取消了这一计划。新加坡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成功的也是有的。慢慢地，大家只有相互了解了才能够相互学习。哈贝马斯认为，一个宗教可以从另外一个宗教中学到东西。先参照后学习。如儒家的和的思想可以与各种宗教相融合。在香港举行的“儒家与基督教对话”中，我发现13位儒家代表中竟然有7位是基督教徒。有人形象地说，一个人在周一到周五是儒家，周末是道家；工作时是儒家，退休时是道家。两者展示的是人的不同生命形态。

儒家的基本信念是关注政府、参与社会，重视文化。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与其它宗教对话的可能。文化的基督徒只是从学术上关注基督教而不信仰，儒家式的基督徒也不信仰，儒家式的佛教徒希求人间的净土，如印顺的“人间佛教”，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如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他们将回教与儒家性格相结合，“以回补儒”因而被称为“回儒”。对话的目的不是说服对方，儒家讲“汝来求，往教非礼也”，传教信念不强。儒家主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尊重对方的基本价值、信仰，优于基督教所说的“已所欲，施于人”，但仅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够的，你还要对对象负责。对话有多个目的：第一是培养听与理解的能力，第二是拓展人的视野，一位哲人说“一种面对极端的它者，给予我们解放的新的可能”，现在国内50多个少数民族的声音是我们最应该是倾听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加强我们的自我反思能力。犹太人常说，只有确认它者，你才能找到自己。“忠诚的反对党”是我们最难以理解的。儒家能够促进爱国主义，日本的冈田武彦作《崇物》，将儒家与神道教结合；越南儒家“外王内皇”，并不认同中国文化。所以说，认同儒家并不等于认同中国文化。

文化重建要走多元开放的路。2001年在参加对话时有一个构想：全球化导致霸权的展示。50年后可能只有一种语言，各种领域的界限将被打破，生命共同体出现。文明总是有根源性，地方、族群封闭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虽然，美国日益走向单边主义，但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是并存的，强势文明也要走向对话。

儒学创新

在这种背景下，儒家能不能创新，有没有通过对话创新的可能呢？历史上曾有过儒家创新，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儒家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西化的过程。有人批判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科学，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说，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五四时学者对传统文化都是批判的态度。熊十力批三纲，回到易经，唐君毅讲中和的传统，张君劢力主自由宪政，冯友兰新时代论发展儒家。直到49年以后，新儒家在港台继续发展，牟宗三、钱穆、方东美等追问：儒家是否能在现代化中起作用，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否可能创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新儒家三代人致力于共同的问题，形成了新的传统。

西方最主流的思想是启蒙，启蒙是一个基本的母体，它衍生出现代西方的价值、信念、思想等诸多问题。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的经济的发展，西方文明逐渐占据了世界的中央，而东方文明日益走向边缘化。西方讲求实效、平等、自由，但是西方在对待自然与人的和谐，宗教与终极关怀上走入了误区。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西方一直以来将启蒙作为神话，从而被工具理性所奴役。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具有了积极的意义。儒家的和，有同的意思，但在很多地方是与同相对的。和的必要条件是异，晏婴在与齐侯对话中说“和而不同”，“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易经》中真正的在大和是天地的交泰。绘画是多种颜色的和谐共处，音乐是多种乐器的和谐演奏。“和”才会产生儒家的“文”，即文明、文化。

儒家传统的创新，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是相关的，必须保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反思的态势，才有可能。五四反传统的传统，要把传统文化要个包袱一样丢掉，只能是过分的乐观。要做到创新需要三个方面的并进：一是道的问题；二是学术的问题；三是实践的问题。只有不限于学术的层面寻找各种传统的结合与坚实的认同，才能开辟出新的资源。最终实现儒家传统的创新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建构。谢谢大家。

杜维明先生简介：

杜维明(1940- )，祖籍广东南海，生于云南昆明。现代美籍华人学者，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人台湾东海大学，师事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1年以来，杜维明先生一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历史及哲学教授现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多年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精神的反思，其思想广为学界所重视。主要著作有:《今日儒家伦理》、《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家思想：创造转化的人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