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周的电视报上，CCTV11信誓旦旦地预报：下周六晚19：20隆重播出传承版昆曲《桃花扇》，当下把俺这小心激动得活蹦乱跳，掐着手指头巴巴儿地盼了一个多礼拜。当天晚饭后，早早把香茶沏好，喜孜孜地坐在沙发上只等着看上一场桃花扇底送南朝，不料等来的是董艺同志笑容可掬地播报：“今天空中剧院为大家准备的是——现场直播，纪念袁世海先生专场演出：京剧《野猪林》”…… 呵呵，借王宝钏同志的话，俺“手指着西凉高声骂”。

前几天逛书店，打折买到野翰林高阳先生著《明末四公子》，薄薄的一小册，华夏出版社将其归入高公“人物传记”一类，实际其结构相当的散漫随意，严格说来算不得传记或小说，说是人物史料汇编倒更合适些，书中对《桃花扇》里诸多生旦净末的原形颇有记载，对照着这些史料再来看当年的那场传奇，耳目一新。咱家无知后学之人，姑妄记之，算是野芹自献，聊补缺憾了罢。

一、 防乱公揭

一场弘光残局，山河飘荡，而流亡政府内的党祸却仍然炽烈，撇开权力倾轧的背景不说，阮大铖与复社诸生的私人恩怨是主要因素。纵观《桃花扇》始末，佳人公子几番颠沛分离的直接原因，即来自于阮大铖与陈贞慧等复社诸君的仇隙，而使矛盾激化以至于不共戴天的，就在于小生吴次尾的那篇《留都防乱揭贴》。

此篇公揭出笼是在崇祯十一年。其时，距崇祯二年清洗阉党的“逆案”已近十年。—— 当初官方对所谓阉党在定性量刑时，将标准分为七等，而阮大铖被定为第五等，罚“论徒三年沦赎为民”，破财消灾，未受人身冲击。这个从轻处理的判断，固然是阮运动关节的结果，但也说明，阮在阉党集团中，原非重量级人物。

阮胡子的最大政治污点是他在天启四年掀起的“汪文元案”。当时，在吏部供职的阮大铖与同事魏大中因职位竞争结下梁子，于是原属东林党的阮胡子便反戈一击，唆使同党参劾魏大中与左光斗、汪文元朋比为奸 —— 左、汪皆是东林健将，深为魏忠贤所恶，故阮这一招拖泥带水借力打力相当狠辣，一把将魏大中拖入了东林与阉党激斗的险恶旋流（当然，魏本来亦属东林一系，阮胡子也并非空口无凭）。这一案，因当时阉党在最高层还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故被大事化小，压了下来，但不久，东林失势，阉党大举清算，此案被重新提起，并终于与其它口实一起，锻炼成大狱。天启五年，左、汪、魏等一批东林党人身陷囹圄，诸毒备尝，惨死狱中。以此观之，阮大铖在天启朝的党祸中，虽不是决定性的反派人物，但论其行径，确属奸恶小人，铁证如山。

崇祯二年，阮被开除党籍，一撸到底，好在他宦囊颇厚，便顺势蛰居金陵作起了富家翁，却又不甘寂寞，在士林中多方交纳，广结人缘，以期洗清身份，伺机复起，在此过程中，通过家养戏班巡演《燕子笺》，便是一个重要的交际手段。—— 剧本的才情不凡，阮家班的声色俱佳，着实给阮胡子赢回不少分数（亦见当时的政治气象虽然昏暗，但官绅交往之际却仍存有士大夫的风雅斯文，不似近世之官场，能拿上台面的交际手段惟一副麻将而已）。

也许是阮胡子的风头太盛了吧，终于惹起了以陈贞慧为代表的一班文生公子的极大反感，进而出恶声攻之。《桃花扇》中的《哄丁》虽属虚构，但《骂戏》一出则确有其事，据吴梅村记载：“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冒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 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也，乞好诣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论辈分，阮是陈、侯的父执，却被一帮二十出头的太子党如此糟践，也算是窝囊到家。这固然是他自讨没趣，但也能看出：第一、在《防乱公揭》之前，阮胡子与复社诸生仍有投赠往来，并非忠奸水火，沟壑分明。第二、诸生既受其惠而反骂其人，是无礼也，亦非厚道之人。

骂戏还只是一时兴致，而下来的《公揭》则是谋定后动，要彻底搞垮搞臭而后快了。戏文交代，揭贴的作者是小生吴应箕（次尾）。据记载，此人虽一介秀才，但“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南明亡后，起兵抗清，兵败被杀。当然，上述品鉴，是复社文人圈子内的笔墨，难免有所溢美，但其大节显见，端的也是一号人物。在公揭一事中，他作了复社领袖陈贞慧攻阮的马前卒。

《公揭》全文一千五百字，大致意思如下：

一、阮大铖乃“逆案”中人，纵苟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岂不可骇？ —— 这是揭其旧创，戳其软肋。借其历史问题，打压其今日气焰。其实平心而论，四方多事着实不假，但看复社诸贤粹集金陵，每日价亦不过莺歌燕舞，萍踪北里，呼朋引类，诗酒唱和而已，却责备不肖如阮胡子者“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呵呵，这个逻辑如同：“和尚我摸得，就你阮胡子摸不得。”以枉错诸枉，人心难服。

二、历数阮在怀宁、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积脏数十万之事迹。——经济问题，是要讲证据的。当然，阮胡子绝非廉洁之人，其事八九有之，但若以此论之，则诸位在秦淮河上日掷千金的复社佳公子，谁能保得干净？崇祯九年，侯朝宗的令尊侯恂尚书便因“渎饷”问题被罢黜（组织审查后做的正式结论，应该比揭贴的风闻言事可靠些）。四方多事，为将帅者仍渎饷自肥，是何心肝？——中国官场的经济问题，人人心知肚名，若不是底料不足，又何必提起这一壶来？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之阴险叵测，若不早行驱除，则可能祸起萧墙，危及陪都。此即“防乱”之意 —— 这一条则完全是莫须有的诛心了，阮大铖寄身阉党不假，但说他勾结流寇，从何谈起？ 想想后来左良玉兵逼南京，阮大铖指诬侯朝宗与之里应外合之事，两者的逻辑实出一辄。

就揭贴本身而言，力量并不充分，如今天在网上经常见到题为“我来揭某某某的画皮”、“谁谁谁你为什么不忏悔？”之类的帖子，不过口诛笔伐而已，一家之言，无关痛痒。——真正厉害的手段在道德文章之外：陈贞彗对吴应箕的初稿做了画龙点睛的削正（明确点出阮参与当年“逆案”这一要害）之后，发动当时在南京士林中最有影响的东林子弟、复社中人共一百四十多人签名，形成了群起而攻一人的势态，自此，不但复社圈子内形成了倒阮的共识，那些本与阮的关系尚在两可的中间派也迫于形势，裹足而不敢前。这样老练的布局谋划，也算少年老成。孔尚任在剧中给吴应箕的角色是一介小生，给陈贞彗派了一个末角，确是妥贴。

揭贴一出，功效卓然，阮胡子做梦都没想到与自己无冤无仇，且还算有点交情的陈贞彗会突然大举发难，苦心经营数年的人脉在一夜之间被打得支离破碎。陈贞彗自记云：“揭发…… 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洋洋得意之情，跃然纸上。——读书至此，洒家个人感觉，陈在“逆案”已尘埃落定近十年之后，谋划这次倒阮运动，究其本心，恐怕是五分出于义气，五分出风头。阮胡子诚然该打，但打蛇不死，其忿怨可想而知。上文记“己卯”是崇祯十二年，此时与甲申之变，兵部侍郎阮大铖蟒玉防江相隔五年。

在《公揭》的最后一部分，吴应箕凛然表示：笔者作此公揭，不惜以身贾祸，若阮有力障天，能逃刑戮，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承当，存此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这一条应属故做姿态，却不幸而言中。当时，阮胡子是落水之狗，复社诸君在痛打之余，恐怕谁也想不到咸鱼竟有翻身之日，等到阮公真的兵权在握，披挂整齐，掉过头来将“当年旧恨重提起”的时候，胆寒的却是这些手无寸铁的书生。

二、马阮长剑

陈贞慧记载，阮大铖在南京无法立足之后，便去投奔了宜兴“荆溪相君”。荆溪相君是指天启朝的老臣周延儒。周在东林时代属于东林与阉党之间的中间派，起初与东林相善，后来失和被罢相，闲退在家，但他的学生张溥后来却成为复社领袖。有了这一层关系，在政潮激荡之际，周并未受到冲击，所以与其有深交的阮胡子才可能于最艰难的岁月里在其羽翼之下找到一块立锥之地。等到崇祯后期，东林、阉党俱已两败俱亡，能够影响政局的复社诸君中又缺乏具足够资历的人选来担纲朝政，找来找去，认为周还不失为可以为善之人，于是在张溥等人的运作下，周延儒复起为相。这一事件，促成了后来的马—阮搭档。其时为崇祯十四年。

《明史》载：周组阁后，阮大铖认为有机可乘，遂潜回南京，重贿周延儒，图谋复起。周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阮沉吟良久，曰：“瑶草何如？”延儒许之。不久，凤阳总督高斗光因失机被撤职法办，周延儒从中斡旋，马瑶草遂起兵部右侍郎，总督凤、庐等处军务，成为执掌兵权的一镇诸侯，具备了在甲申之变后拥立弘光，一跃而专朝政的实力。

马士英与阮大铖多年深交，在阮落难之际，马是极少数对之不离不弃的铁杆哥们之一，称得上患难结交，所以阮才会在自己暂时无法复出的时候，在周延儒面前力挺马瑶草，而马一旦掌权之后，便全力接引阮胡子进入权力中心，一来投桃报李，二来便于结党营私，其情形倒并不象戏文中演义的那样，阮对马是一味低三下四的奉承。总之有了这样的背景，阮便官符如火，一路飙升：甲申四月弘光即位，六月便对阮数度召见，准备重用，但由于朝廷内东林一系的势力压力太大，连章交劾，故暂未得逞，等到了八月底，终于以江防责任重大，阮素称知兵为借口，将其“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此即戏文中“蟒玉防江”之事。（《〈桃花扇〉考据》中说此事在次年二月，其实二月间是“进本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仍阅江防”。细节且不穷究，总之就是这么个因果。）此后党祸起，周镳、雷演祚等人被捕，九月十四日，陈贞彗亦被捕。

说起“蟒玉防江”，高阳先生幽了阮胡子一默：“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装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联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畜戏班的衣箱中。”——弘光用人如此，政事可知。

关于陈、侯被捕的情形，戏文里的安排是：陈、侯、吴三人在书铺里正碰上耀武扬威的阮胡子，正义凛然地痛斥其一番后被一网打尽。赖遇见正直狱官张薇宛转回护，终于捱到了“夜半君逃相走”那一天，结伙趁乱越狱。——此皆戏说，真实情况是：甲申九月陈贞慧被捕，执行部门是南京锦衣卫校抚司，相当于中央警备厅直属部队，即所谓“白靴校尉”，在当时可以不经一般司法过程直接拿人，公检法无权过问。落入这样的通天大狱，岂是苏翁柳老之类“解救殷切”便可化解？据余怀《板桥杂记》载：“……盖前此阉儿恨朝宗，罗致欲杀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杀定生也，定生大为锦衣卫冯可宗所辱。”至于怎么个“辱”法，并无记载，但关于锦衣卫的专政手段，各类影视剧里表现颇多，相信陈贞慧公子没齿难忘。

陈贞慧出狱的时间，不超过当年年底。他能够全身脱难，亦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关于他脱狱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是当时的新贵练国事、刘侨等人施以援手，劝说锦衣卫头领冯可宗放了陈贞慧，第二是赖侯朝宗出大力多方奔走，并重贿冯可宗，其事遂解。高阳先生倾向前者，但后者亦可质疑：当时侯朝宗本人也是阉党记恨构陷的对象，避祸犹恐不及，陈贞慧前脚出狱，侯朝宗后脚便在宜兴被缉拿归案，怎么可能出面替陈贞慧奔走？但不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最终还是走了冯可宗的门路。

而侯方域最后得以脱狱，则可以确定是陈贞慧出力营救的结果，侯出狱的时间大概在乙酉年五月之前。经此患难，二人的感情更近一步，遂定结儿女姻亲。此后，陈贞慧隐居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读书课子，终身足不履城市，而侯朝宗却还有顺治八年应满清乡试，以至憾悔终生之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对于这段历史，高阳先生作如是总结：“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 是为中肯之论。

三、梁苑冠裳

《桃花扇》第一出，侯朝宗上台自报家门：“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这是对其家族政治背景的精炼概括：老牌东林党。

“先祖太常”，指其祖父侯执蒲，天启朝任太常司正卿。天启年间，九千岁魏忠贤欲代熹宗代行南郊祀天大典，职司祭典的侯执蒲预闻风声，先发制人，上了一道奏疏，言道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弹射，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享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 这不但是搅局，还兼揭短，魏忠贤之怒可知。侯执蒲见机，打了就走，辞官回家避祸去也。——读过《万历十五年》的都知道，明代清流，最不怕的就是因直言犯上被罢官，这其实可作为一种个人邀名的策略，只要朝中的根基不倒，一旦组织在高层斗争中得势，此人官复原职甚至脱青换紫，皆属意料中事。由此亦可见，侯家自祖辈起，便是铁杆东林。

“家父司徒”是执蒲之长子侯恂，家学渊源，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东林大败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两年内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崇祯三年出镇昌平（今张家口一带），其拔擢左良玉于行伍即此时之事（暂且带过，稍后细说）。崇祯六年，调升户部尚书，可谓一帆风顺。直到崇祯九年，朝局有变，阁相温体仁得势，开始清洗老派东林势力，侯恂因“糜饷”获罪，系狱五年之久，至崇祯十四年，执蒲病故，侯恂出狱。其时正当李自成破南阳，围开封，河南局面紧迫，朝廷为倚重左良玉，于崇祯十五年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但效果糟糕，左良玉军踟躇畏战，望敌而退，李自成军乘机大破官军三十万。是年九月，李自成水淹开封，中原崩坏。此后不久，侯恂便又得罪被罢黜回家，这也就是周延儒复起，马、阮开始转运的那一年。

家谱摆过，现在正说男主角侯方域。在戏文中“第一出”下标注明白：男、女主角的相遇时间是“崇祯癸未二月”——癸未是何年？——崇祯十六年是也。同时，侯公子一登场便道白得清楚：“自去岁壬午，南闱下第，便侨寓这莫愁湖畔，……”其实，孔东塘为使故事情节紧凑，偷天换日，在此处抹去了四年时间。侯方域初到金陵是为参加南闱大比，下第后又在秣陵侨寓，寻花访艳，这都不假，但时间并不是在崇祯十六年，而是崇祯十一年。

侯方域出世，正式参与社会活动是在崇祯六年，当时侯恂升户部尚书，进京任职，十六岁的侯生随父进京，此时，他已考过秀才，娶过亲，才情亦已可观，第二年，便替父亲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十七岁的少年，能写动这样高层次的大型调研报告，亦属难得。在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要算最留心经济政事的一位，以其才学、背景论，若能按部就班的递进，将来成为朝堂上的清流领袖，应该不是难事，只可惜，生不逢时。

侯方域于崇祯十一年到南京参加科考。此时，侯恂尚书正在服刑期间，但这并未妨碍儿子声名鹊起，“四公子”之名，即起于此时。侯方域的科场落败非因才力不济，而是在于思想认识问题——侯的策论中，有如下论述：“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要知道，此时距崇祯皇帝中满清反间计，错杀袁崇焕不过七、八年时间，这样的言论有触动时忌的风险，一旦被取中，且落入御览，便可能有祸生不测，并牵连到考官。于是，在放榜的前一夕，侯终于被谨慎的考官由拟定的第三名拨落孙山。以人情揆度，侯生之所以出此言论，也许与当时其父获罪系狱不无关系。无独有偶，此一役，四公子中的冒辟疆、陈贞彗亦皆铩羽，真真是科场莫论文也。

如戏中陈述，侯生初识李香君是在第二年，即崇祯十二年，是年侯方域二十二岁—— “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出侯方域《致田中丞景》），这里提到的“小诗”有两篇，题目分别为《赠人》和《金陵题画扇》，前者便是“王孙争御富平车” 的那一首。戏文中杨龙友从中牵线，李香君情窦初开，以及侯替李梳笼等纯情故事，应是杜撰，不过，《却奁》一出，却并非无稽之谈，侯方域《李姬传》记载：“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城旦’就是‘旦起治城’，劳动改造之谓也），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泱泱，因辞去不复通。”—— 真实情形虽不象《却奁》那般激烈，但立场分明，相差亦不远矣。上面的“王将军”是曲笔，实指戏中的杨云骢，历史上亦确有其人。

侯、李二人一见倾心，情意甚笃，但并未到托付终身的地步。两人如胶似漆的时期仅在于由初识到南闱放榜，侯生下第，返回河南老家的这几个月。—— 所谓恩爱一时间，终究未逾越各自的身份。

此后二人再未见面，直至崇祯十四年，中原危急，侯生奉父命避难再赴金陵，（亦正是阮胡子潜回南京的那一年。）之后侯、李二人是否再续前缘，书中没有记载，洒家也懒得细查，但肯定的是：所谓的“鸾凤一宵分”，亦是戏剧化编排。

转眼到崇祯十六年，左良玉移兵九江，扬言要进南京就粮，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情急之下，托侯方域以其父的名义致函良玉（侯恂本人此时已被撤职），进行劝阻。此事却又被阮胡子等抓住机会，构陷侯方域勾结左良玉里应外合，（可见不待甲申后马士英把持弘光朝政，此时的阮胡子便已具备了兴风作浪的能量。）赖杨云骢事先报信，侯生脱走，避祸宜兴。

甲申之变，侯生第三次回到金陵。当年秋天，陈贞慧入狱，侯又被阮党追缉，一度投奔扬州史可法，在此期间，他唯一可称的作为是替史可法拟复多而衮书一事，并非如戏中所言被倚为臂膀，参与谋划。不过那所谓的“三大罪，五不可”却事出有因，但此事与侯方域毫不相干，而是吕大器、张慎言等人在福、潞之争时提出“七不可”之说，（具体过程无干宏旨，不再赘述）侯生当时应在宜兴陈家或金陵，未至史可法军中。（孔尚任在这里是将侯的两次逃亡故事并作一段说，简化情节，顺便给侯生贴金。）离开扬州后，侯生又逃至宜兴陈贞慧家，大概于乙酉年初在那里被捕。这就是《桃花扇》中第二、三卷，由《修札》到《逮社》的故事原型。

乙酉年五月，侯生赖陈贞慧全力营救出狱，此后奉父家居。本来一个名士风流的忠义形象便可就此圆满地划上句号，但历史却偏偏不是这般赏心悦目纲举目张的 —— 六年后，即大清历顺治八年，三十四岁的侯方域公然应新朝的河南乡试，在闱中作策论五道。

对此举，旁人有两种猜测：要么是侯不甘老死，欲求进取；要么是他迫于形势，为免祸而作态应付。对后者，高阳先生是有置疑的：“这五篇煌煌大文（策论），确实下过功夫，既非一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槟。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感，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总之，侯对于这次应试的举动，他亦始终未作解释。次年，侯方域作“壮悔堂”，再二年后，壮年而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