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和《周易》有着极大的关系

《论语》为什么要按目前序号排列，而不是按道、仁、德等专门的论述顺序？就我的研究，是与《周易》有着极大关系的。《论语》目前的布局，暗合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之数（即后天八卦或说文王八卦的卦序）。《周易》自古为儒家重要经典，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所以《论语》按卦序编排极可能是编辑者有意为之。

一元乾动是“为学”，有了自强不息之心，就是万物的开始。为学而能起用，便是坤卦，乃成物成事之德。所以第二篇讲“为政”以德。有天地，而万物滋长，是屯卦，事相刚长则需礼仪。“八佾”篇便是讲礼用的根本。物蓬勃生长而蒙，让我们迷失方向。“里仁”篇便是指点迷津，叫我们在为人处世、纷繁芜杂中保持清净道心。但是明白道心之后还是很“稚嫩”的，得不到妙用，还需要在知人、察物中长养“保任”，便是需卦。“公冶长”篇便是讲识人之智和如何判断时势的。智慧之用必生分别，便是讼卦。“雍也”篇便是诉讼之中仁智融合的中庸之道。有分别而众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师卦。“述而”一篇主讲孔子“有教无类”的师道，以此消弭分别知见，一概引入圣善之道。有众就有比，比卦的比是谦虚、谦让的意思，告诉我们与众相处的秘诀：即“泰伯”篇的礼让为国，以德领众。礼让谦下必定德孚众望，自己能积聚能量，厚积勃发，便是小畜卦。这也是“子罕”篇强调的志求于道而不辍的中心思想。有蓄养便有礼，落实在言行上，就是履卦。“乡党”篇就是讲孔子在生活、工作中如何落实礼的。

生活中能言行以礼，自然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就是泰卦。“先进”篇就是表现孔子生活中嬉笑怒骂的朴野之性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安泰，泰极则否来，否卦就如颜渊一样“屡空”，无米下锅。“颜渊”篇就是讲如何身处困境而能安仁乐道的美德。一个人也不可能倒霉一辈子，穷则思变，有所作为，就是同人卦。通过发现事物规律而发奋，“子路”篇就是讲为政的规律和原则。符合了事物的发展规律，物必归善，就是大有卦。大有为果，大有之因就是“宪问”篇的克己复礼、改恶向善。大有不能骄傲，便是谦卦。谦卦是告诉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如“卫灵公”篇孔子的事人之道，一视同仁，穷而不滥。大而能谦必豫，就是豫卦，又富有、又有谦德，那么行军打仗都没有问题了。“季氏”篇就是告诉我们征伐需要以“大有＋谦”卦的基础才行。豫为正通天下，就必定有所随，就是随卦。随为向善、光明正大，所以“阳货”篇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劝我们切实履行善德。常随人向善必定有事情做，就是蛊卦。“微子”一篇就是讲孔子心隐而身不隐的美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名望大盛，就是临卦。“子张”篇就是讲儒家思想如何万代传承的。大才要观，像飞机航拍一个大的景观一样。“尧曰”篇最后综观《论语》，提出中心要点，如同最后给《论语》一组航拍镜头，让你有整体印象。

以上便是《论语》各篇在前后组织上的串讲，符合后天六十四卦的卦数。

现将《论语》二十篇之内容大要简述如图表一。

从图表一可知，上、下部《论语》的结合，表面看虽篇章杂排，而自有其脉络因由，错落而有致，于修心修行处看，天衣无缝，精彩绝伦。但是就现今的读者来说，一者对《周易》缺乏了解，二来对心性之学也缺乏体验，所以难以捉摸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具体内涵，也容易迷失在“易数”的脉络当中，因此后学再以“燕鹊图”展示各篇内容的彼此关联，将《论语》的核心思想分门别类予以厘清。

《论语》二十篇的内在关系、行文理路脉络如“燕鹊图”（图表二）所示。

如燕鹊图所示，《论语》实际包含三大块内容，即：道、仁、德。孔子的教育思想便是道仁德一体的，也可将它看成单独成章的内容。

道：即是道、性、天命。讲人如何提升道德素养，通达天命。

仁：即为政与个人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如何将内修之学以外用。

德：即诗、礼、乐与个人道德品德修养的关系，阐述礼的重要作用。

教：则融合道、仁、德为一体的教育、传承，并相应保留一些资料内容。

道、仁、德和智慧的关系如图表三所示。

由图表三我们可以看出，“智”的内容虽然在《论语》中没有专门列出章节来讨论，但它贯穿于仁、德的讨论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之前《论语》注释普遍没有注意到的。实际上，心性的学问追究到底，都是智慧的成就。例如佛教中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修行的目标是“波罗密”，即“智慧到彼岸”。六度都要成就智慧，否则不能算合格。儒家思想也是一样，仁也好，德也好，道也好，终究都是智慧的成就。“燕鹊图”中有智慧论述的几个篇章，便是整部《论语》的核心。拥有智慧，上可发展为礼乐、仁政的外用之学，下可避免走入季氏、阳货的歧途；内可悟道成就仁德，外可知言知人，明理达物。孔子学问的最高点，便是一个“权”字。它就代表悟道后显发出的圆满智慧，所以道一以贯之，实际就是智慧的一以贯之。

从整部《论语》所体现出的对智慧（权）的重视，以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创新”精神来看，与《大学》中所强调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观点非常一致，似乎暗含着曾子与《论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语》是如何编撰出来的？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它构思完整、说理严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绝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排列。那么，《论语》究竟是怎样编辑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其实并非它的原貌。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遭到毁灭性的对待，直到西汉时期才发现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论语》本子，包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２０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２２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２１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删除了《齐论语》的“知道”、“问王”两篇，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

那么，今本《论语》是不是与《论语》原貌相差迥异呢？答案是否定的。

《古论语》得自孔子住宅夹壁之中，发现时间较早，又是文字的流传，较口头流传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发现的还有古文的《尚书》、《礼记》、《孝经》等几十篇古籍佚文，史有注载（见《汉书》、《艺文志》）。《古论语》包括２１篇，比《鲁论语》多出“子张问”一篇，相当于将今本《论语·尧曰第二十》篇子张问政的内容单独成篇。另外，《古论语》与《鲁论语》有４００字左右的异字，篇序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论语》用的是古文字（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另一方面可能是《鲁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误抄。传抄而形成的版本差异在古代十分普遍。比如《老子》一般都认为是老子手著，可后世依然出现各种异字、异读版本，便是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三种版本的《论语》中，应该肯定的是，《古论语》与《鲁论语》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而《齐论语》除多出“知道”、“问王”两篇外，各篇内容、行文异字、篇序也颇不同于《鲁论语》。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

如果我们抛开齐鲁口语差异而造成的行文异字（秦始皇时才统一文字，之前各国文字不同、方言各异），抛开“口头版”因口述人记忆方式不同造成的篇次不同的影响。那么，三个版本的《论语》可能都源自一个基础原型，它是有一定的谋篇布局和大致架构的，就像《红楼梦》的创作一样——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它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通读《论语》之后确实可以感觉到：《论语》的编辑乃是宏篇巨构，必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雕琢。

今本《论语》的内容、篇次更近于孔子故里流传的《鲁论语》和古文字版的《古论语》，应该说这二者会更接近《论语》的原貌。同时，今本《论语》还包括了一部分《齐论语》多出的内容，使今本《论语》既保持其真味，不影响编辑者的整体意图，而内容又更加丰富（一般古人治经籍，皆以宁增毋减为原则）。张禹、郑玄治学的态度应该是非常严谨、严肃的，我们完全可以将今本《论语》当成是《论语》的原本来读。今本《论语》流行后，《齐论语》、《古论语》皆不传矣，想必是此二版本较通行本《论语》已无多大差别，传世价值已经不大了，因此渐渐无人去另外研究。

那么，《论语》的编辑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汉子·艺文志》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孟子题辞》赵岐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可见，一般都认为《论语》成书较早，为孔门弟子所编撰。可我却有以下疑问：

其一，如果《论语》是七十子所共同编撰，那就应该是孔门大事，缘何未见其他史料记载？在孔子弟子的论述中几乎未见援引？

其二，如果《论语》乃仲弓、子夏或子游所编撰，那他们三人在《论语》中何不称“子”？

那么，《论语》真是凭空冒出来的野孩子吗？后学以为，我们忽视了同样是德行突出，而行为低调的曾子。

通篇解读之后我们知道，《论语》全篇布局井然，篇篇说理通透，构思绝妙，各篇之间相互配合，是一整体，定是智慧高明之人的构思，而绝不会是多人简单凑合而成。整部《论语》都隐含着强烈的曾子风格，贯穿着重礼、重行证的精神内涵——克己复礼、忠恕。所以，《论语》以曾子主导编辑而成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以下事实：

其一，《论语》中对子张、子夏在不少地方都隐有批评的用意。相反，对颜渊、曾子等人，评价都非常正面。

其二，曾子是孔子最年轻的弟子之一，又是在“一以贯之”之道上获得过孔子印证的人，这符合曾子在《论语》中出现的场合、身份、时间、重要性等等事实。《论语》中，曾参自始至终尊称“曾子”，曾子的语录也很多，而且非常重要。

其三，有子因言谈貌似孔子，一度被子张、子夏、子游等人拥立为师。

其四，在孔子的一传弟子中，曾子虽然是最年轻的弟子之一，但我们在很多资料中却发现他曾直言呵责其他的一传弟子，而呵责之后，那些弟子还都心服口服。

其五，从各篇顺序与孔子《周易·序卦传》内容的吻合上看，《论语》编辑者曾仔细研究过孔子以《周易》论证道、德的内容，但《论语》内文谈诗谈礼谈乐，却刻意回避谈《周易》，可见此编辑者不是《周易》的正传，于《易》不精，而曾子也颇符合这一特点。

其六，从已知的史料看，曾子死于公元前４３６年，《礼记·坊记》中子思曾引用《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思死于公元前４０２年，所以《论语》成书当不早于公元前４３６年，不晚于公元前４０２年，此时间点与曾子主导编辑《论语》并不矛盾。

其七，如果《论语》是出自曾子，那么，为什么《论语》对有若、冉求有的语录称“子”，有的语录又不称“子”？另外为什么出现直称名字的“宪”、“牢”？

我的回答是，孔子死后，曾子看到孔门弟子分裂离散的现实，孔子学说随时面临消亡失传的危险。以他的性格为人，悟道之后根本不会醉心当教主，也不会想与孔子并尊。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强立学识不够的有若为师，另一方面将自己全部精力用于孔子学术精华的整理。事实上，当时也只有威望强过有若的曾子有这个能力和威信去整理孔子的学说。

子思无师自通？

那么，《论语》是不是曾子独力完成的呢？而那个最后定稿的曾子弟子又会是谁？我给出的答案是子思。

现代学者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出土的早期儒家言论看，都认同子思的思想受《论语》影响很深。

所以，子思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论语》的编辑，从而与曾子形成事实上的师生关系。而且，《论语》应该是在曾子死后，由子思最后完稿的！我举其他论据如下：

其一，《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而《子思子》文章中所引“子曰”内容多不同于《论语》，对《论语》能起到补充作用。这就说明子思对《论语》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说了如指掌，否则《论语》那么多语录，子思的文章中怎么能几乎不重复呢？另外说明子思对《论语》是非常看重的，极可能是因为他花费了巨大心血与曾子一同在编辑，是他的得意之作。当然，由子思最后完成《论语》，不等于说它就是子思独立编辑出来的。

其二，《礼记·坊记》为子思所作，篇中直接引用了《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如果《论语》是由子思独自编辑的，岂不是有帮自己做广告的嫌疑？他何不直接用“子曰”？

其三，后来从孔子家中的夹壁找到《古论语》，此《论语》当是孔子后人所珍视、为日后流传而予以私藏的，也更接近是《论语》的定本。所以曾子既殁，就以孔子嫡孙、曾子门生身份的子思来最后完稿最为理所当然。

近代有学者指出《论语》前十篇与后十篇的内容有分别，怀疑是两个人作主导来编辑的，他们提出的论据之一便是前文所说的季康子问政在前十篇用“子曰”，后十篇却是“孔子对曰”，他们认为后来的编辑者更尊重季康子，恐怕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在补充编辑。这点我不能同意。

首先，“子曰”和“孔子对曰”的不同前文已述，以纯属巧合的成分居大。

其次，王充《论衡·正论》中载：“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ｃｈì 整理）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表明一开始的时候，所收集到的素材是相当多的，编辑者必定经过长时间的精心思考去归纳、总结而成今天的二十篇《论语》。

其三，我们仔细观察《论语》各章内容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章节都是“子曰”，除了《乡党第十》篇都为描述性句子外，其他各篇也大量存在描述性、总结性的句子，用在各篇中起到顺畅逻辑、亮明观点的作用，有的甚至是起到点明中心思想的作用。

其四，不少人因为《乡党第十》全文记录孔子日常生活的言行事迹而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结论篇”，却未发现《论语》从头至尾是根据《周易》卦序来编排的事实，而卦序十正是“履卦”，所以才以孔子行履为内容而已，不可因此将上下部《论语》活生生拆成两截。

其五，《论语》二十篇如果是曾子的构思，那么，曾子是否会选择由子思共同参与编辑呢？

综上我认为，《论语》以曾子的编辑构思为主导，是与子思两人合力编辑而成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论语》其实就是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精选，是经过曾子、子思这两位大师去芜存精、匠心独运之后的绝世经典，精研《论语》可一举获得孔子、曾子、子思三位圣贤的智慧精华，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