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条叙历代风化，方便後之人君有所借鉴，可谓用心良苦。

　　周未春秋时，犹尊礼重信，严祭祀，重聘享，到了战国七雄弱肉分食，古风扫地矣。

　　秦纪，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灭六王、并天下之事。至吴地虑其风俗不淳，在会稽山刻石中有禁淫佚不贞之语。顾氏说：“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06年7月28日，网上一则消息，丈夫抓奸夫在床（在自家），盛怒之下，咬掉奸夫一块眉毛，被判故意伤害罪，入狱一年。该判决告诉世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放心大胆地跟有夫之妇上床，有妇之夫胆敢动手，可告他故意伤害。

　　两汉，“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後，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魏晋，世尚清谈，“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如今则是“蔑周孔之书”而行全盘西化。

　　宋世士大夫犹言忠义之气，“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称、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

　　至明，“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好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 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良善风气今安在？女子遭恶人欺负而袖手旁观者多乎哉？多也。

　　司马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馀，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