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子一时兴起，给蓬草间的一个骷髅起死。大概，也无非是想让他跟自己“谈谈闲天”罢。不料，这竟是商纣王时候的陈死人，被人一闷棍打死，不但抢走了财物，而且剥去了衣服。复活过来的，乃是赤条条一个大汉。凭庄子怎么解释，汉子拒不接受自己已经死了五百年的事实。他没有聊天的闲心，只关心自己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的去向，并进一步推论这些东西是庄子谋了去，抓住庄子不放。庄子宣讲等生死齐贵贱，所以有衣服也就是没衣服的道理无效，于是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这是《起死》前一半，故事从《庄子》外篇的《至乐》取材。原材料并不长，全文照录：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对照小说，鲁迅的改造，举其大者有三：

第一，把髑髅复活，在原文里仅只是一个设想，小说里却当真实行了。

第二，这段文字里，庄子有意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发出一通稷下学士式的夸夸其谈，然后才借髑髅之口说出了自己真意。鲁迅不容他这么扮猪吃老虎，小说里的庄子虽然滑稽，嘴里的议论，却是《齐物论》里的精义。

第三，不论怎么说，原来髑髅和庄子之间的辩难，总还是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小说里，死而复生的这位杨家庄的杨大，却不幸并不是读书人。

二

把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置诸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超卓的思考水准和拙劣的处世能力之间的强烈反差，常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此种桥段，往往既为阅读者所乐见（泰勒斯仰观天文时掉进坑里，而为婢女所笑的故事，流传何其之广），复为写作者所擅长（既然捉笔弄墨，知识分子气多少总是有些的）。平庸如《封神演义》的作者，写起姜子牙受老婆的气来，也多了些风趣，何况鲁迅这样了不起的小说家？这自然是令人忍俊不禁的一段。

比照鲁迅的其他小说，且套那个被说滥了的“孤独者／庸众二元对立模式”罢，似乎也套得上。这复活的汉子，已经身在五百年后，却仍然“尸祝往事”，拒不承认早已改朝换代，可谓昧于天下大势，又“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澈底的利己主义者”，自然也是“庸众”或“看客”中的一员。庄子对这汉子摆事实讲道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又何尝不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

于是，问题来了。

鲁迅写愚民，是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写孤独者，又历来“笔锋常带感情”。何以这一回，《起死》里的汉子似乎只见其可怜可笑而未见可恨，鲁迅并未给他“顺手一枪”？而对庄子的狼狈处境，鲁迅则不说有几分幸灾乐祸，至少也绝不同情？

三

《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一年，鲁迅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文章，极论写为文做人，非有“是非”不可。如：

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为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不消说，鲁迅的论敌们，为了说明争论之无谓，是热爱引用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或者，这便是鲁迅写《起死》的一个重要动因。一团和气则无生人气，那便从《庄子》里拿过一个死人来。看看用生死齐一的高论面对现实，是怎么一个结果。

不论是读鲁迅的作品或传记，都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便是他身上极少传统上所谓的“文人气”。重实干而恶“高论”，大概也算少文人气的表现之一。《故事新编》中关涉先秦诸子的三篇，《起死》写庄子，固然多是挖苦，《出关》中对老子的态度也是戏谑为主。唯独《非攻》里的墨子，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正面的形象。

大概，诸子中唯独老庄最多高论，而墨子却是实干家。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如夏瑜，如吕纬甫，如魏连殳，结局或以死亡，或以消沉，然而，他们都曾经是行动者。即使后来外表上不得不泯然众人，内心仍有极强烈的痛苦。这痛苦，便是鲁迅与他们的同情所在。

至于像庄子这样从根本上就拒绝行动的孤独者，鲁迅就是另一种态度了。

四

说鲁迅不喜庄子，当然也不尽然。《汉文学史纲要》里的极高评价：

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自然是显证。另外，鲁迅推崇魏晋，对嵇康尤其还有些偏爱，而论魏晋时代，总不可能扣除掉庄子的影响。

大概，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文艺范围以内的和文艺范围以外的，正该有截然相反的评价。若谈到政治人格，则秦晖的见解，几可为不刊之论：

苟且而出于无奈，亦不足责。但庄周的苟且却不是自承无奈，而是把它奉为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伪、有无、是非、善恶都可以不分，或者说都不可分……我国传统时代的一大弊病是言行不一，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只说不做，法家那一套关于“法、术、势”的厚黑学只做不说，所谓“儒表法里”是也。而道家的上述诡辩论则为本来难以相容的“儒表”与“法里”提供了关键性的粘合剂，为逻辑上磨擦剧烈的王道之表与霸道之里加注了有效的润滑油。

先秦的那位蒙漆园吏品性如何，基本无从讨论。但后世确实往往由人格卑劣之徒，拿庄子作自己的挡箭牌。汉朝人讲道家的时候多说黄老，庄子很被冷落。一直到东汉末的马融提倡，庄学才大兴。

（马）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

弃做人操守的理由，就是“老庄所谓”。后世这样的例子，从来也不少见。

五

《起死》的后半部分，大有深意。旁的孤独者面对庸众，往往是彻底的无奈和绝望。庄子却只是一时的狼狈，很快，他便有了对策，——“一面支撑着，一面赶紧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

巡士闻声而来，和庄子套起了近乎，因为他们的“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指庄子）的文章”。听说庄子此行是要去见楚王的，那敬意就更了不得，于是汉子被吓得退走到乱蓬里，借助官府的权力，庄子轻轻松松的脱了身。

还是鲁迅自己的话：“登仕，是饭之道，归隐，也是饭之道。”隐与官，原是一伙的。